突如其来的疫情给我们的社会经济生活带来了很多影响，但是人们的生活质量并未下降太多，国内疫情快速防控、复工复产有序恢复，图中几组数据反映了疫情期间人们的生活工作情况。我们要去思考一个问题：究竟什么样的基础设施在支撑着疫情期间的经济社会的运行？攻守道第四期，专家从生产力变革的视角来解读数字基础设施给经济社会带来的连锁反应。

 

数字基础设施支撑了疫情期间的社会经济运行

 

来源：阿里云

 

一

 

先进的生产力推动基础设施变革，催生新的生产关系

 

 

梁春晓：基础设施的变革，推动新商业文明诞生

 

当前两个热门话题：一个是新基建，另一个是数据被列入新的生产要素。

 

回顾过去，如果说1995年互联网进入中国，在一定程度上开启了中国的互联网进程，或者说开启了数字化转型的进程，那么，新基建以及数据作为新的生产要素的提出和推进，标志着数字化全面转型的到来。1995年互联网进入中国，我们仅仅是把它当作一个工具，就像电话、传真一样。过了5年左右，我们认识到互联网其实是非常好的商业渠道，可以在线下市场之外再建立线上市场，后来又发现互联网还可能成为平台。

 

对淘宝的认知也是如此，刚开始淘宝被认为是个网站，后来发现还是连接供方、需方、服务商的平台，更重要的是，它催生了很多的以前从未见过的新的主体：先是网民，再是网友和交互，2004年提出网商，一种新的商人、新的商业组织形态，随后各种各样从没见过的服务商层出不穷，包括店铺装修、仓储等。我们把这种现象叫做“生态大爆炸”，新物种大爆发，我们发现我们可能已经到达了一片新大陆。新大陆上所有新物种、新生态、新生存方式、新商业模式的产生，背后依托的都是新的基础设施。

 

2009-2010年，人们形成共识：我们正在迎来一个新的数字化的基础设施时代，在这个基础设施带来的新大陆上，在新物种、新生态之上，是新的治理、新的规则，乃至新的文明。正是这样的背景下，“新商业文明”提出来了。互联网的作用从开始时的一个点，到一个渠道或者说一条线，再到一个平台，或者说基础设施就是一个平面，平面上的主体、生态、规则、治理、文明，导致今天互联网经济体的产生。

 

整个新商业文明的演化，就是由点到线、到面、到体的过程，最根本的就是基础设施的变革。中国互联网发展的20多年，先进的生产力、新的生产力推动了基础设施的变革，催生了新的生产关系。

 

 

姜奇平：数字化基础设施出现后，使用权和所有权再次分离

 

不同的商业文明所依存的基础设施是不一样的。基础设施的变革，对企业家来说意义重大。彼得·德鲁克说过，所有失败企业家都是一个原因：没有跟上环境的变化。企业家的成功在于他的商业与环境、基础设施相匹配，如果环境变了，他没跟着变，商业与环境不匹配就会失败。基础设施的变革，对企业家来说也是巨大挑战。

 

基础设施发生变化，生产力会慢慢影响生产关系，制度结构、治理结构都会发生变化。新的商业文明会带来新的制度，也就是新的权利结构。产权制度正发生着惊天动地的变化。网商们在意的是使用而不是拥有，重视的是使用权而不是所有权。过去在所有权基础上建立的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结构，正在为一种以租代买的权利结构、轻资产运作的结构所取代。所有权和使用权在法国大革命之前是分离的，也就是租和买的权利是分离的，法国大革命发生到2008年，两权一体化，成为产权制度的基础。数字化基础设施出现后，使用权和所有权再次分离，这是自法国大革命以来的最大的产权变革。但很多产权专家和企业家并未深刻感知，只有那些对环境敏感的企业家才知道：可以以租代买，用生态的方法做企业。这就是数字基础设施的改变所带来的连锁反应。

 

梁春晓：基础设施改变的连锁反应，最先被观察到的是经济结构本身发生的变化

 

“十三五”前，我们对基础设施做了系统研究，其中重要的一点是，互联网和以互联网为核心的信息技术会对未来的经济发展产生怎样重大的影响。关于信息生产力以及由此催生的新的经济形态的研究也在展开。信息生产力对经济的推动作用，最先被观察到的是分享经济，是租还是买，是独占还是贡献？就是说，基础设施改变所产生的连锁反应，最先被观察到的，恰好就是经济结构本身发生的变化。

 

天猫双11，为什么数以千万计的人能短时间内同时产生那么巨大的交易量？这是因为以前交易过程都是链式的，从生产商到零售商以及众多的中间商都是串行处理，效率受到制约。但是电子商务时代，很多中间商没了，但同时有很多新出现的服务商在为交易服务着，他们是并行处理。所以双11消费者发起一个交易，中间所有的服务商在短时间内都会动起来，整套体系都动起来。

 

所以，经济结构的第一个变化，是从串行到并行，从横向分工到纵向共享。工业时代的经济体系强调分工，通过分工提高效率，导致现在产业化体系的划分，是以分工为核心的。然而，如今的现代服务业很难说是属于哪个产业，工业时代以分工为核心的产业化体系开始失效。现在产业划分更关注的不是处于分工链条中哪个环节，更关心产业在经济体系里能够提供或依托多少共享支撑。经济体系最底层就是基础设施，往上是平台，再往上才是各种各样、大大小小的生产者。

 

经济结构的第二个变化，是生产要素的扩展，以前的生产要素停留在资本、土地、劳动力和企业家才能。随着互联网的到来、信息技术的发展，数据开始流动。数据的流动性增强，极大地释放了数据本身的价值，逐渐成为整个生产要素的重要组成部分。

 

经济结构的第三个变化，一切的基础是整个基础设施的变革，不是哪个单一的基础设施变化。

 

安筱鹏：云计算带来的经济社会转型是底座式迁移

 

基础设施给整个经济结构带来的变化，和今天企业数字化转型的逻辑异曲同工。过去无论是企业、还是政府，都是多个孤立的系统，现在这些系统之间需要互联互通。今天基础设施正在从传统的IT架构向DT时代的云架构迁移。在数字技术底层的云上，已有各种各样的开发工具、业务中台、数据中台，有很多灵活化、碎片化的服务。

 

今天，数字基建设施是多种技术、功能、设施的集成，是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等技术的“核聚变”，要素和要素、技术和技术相互影响、相互作用，远远超越了工业时代相对独立的基础设施。

 

以云、网、端为核心的数字基础设施中，云计算有巨大的潜力，带来的经济社会转型是底座式的迁移。5年前，我说云计算的价值被低估了，今天，我仍然觉得云计算作为新的基础设施底座的价值和意义被低估了。

 

姜奇平：从产权制度转变的角度看云的独特价值

 

新制度经济学家威廉姆森把专用技术看作专用性资产，是工业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基础的组成。从制度的角度讲，云具有独特的价值。云计算不单是技术，云作为生产力，可以转变生产关系，因为生产关系是通过云服务和云模式体现的。

 

云的模式特征和工业资本主义非常不一样，因为以租代买不会成为工业资本主义的主要现象，最多是收费模式的改变，产品免费而服务收费。

 

云之前的制度基础是什么？如果说是和云相反的，那一定是对所有权敏感而对使用权不敏感。云架构下的制度，所有权归属不再敏感，但是使用权变得敏感了，把使用权租出去、收回来使用费，才是决胜的关键。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云计算的共享更为开放，从而影响整个体系发生变化。

 

梁春晓：以终为始的战略决策支持了阿里云的出现

 

我们习惯把新事物纳入旧的体系里去看待。事实上，面对新事物，我们需要发挥想象力。阿里巴巴在面对新事物时是怎么做的？阿里巴巴有一个重要的概念叫“终局判断”，就是隔一段时间，发挥想象，不管现在怎么样，考虑10年、20年、50年后会发展成什么样，然后以终为始来决定现在怎么做。2008年前后，阿里巴巴有两个重要的终局判断，第一个是未来的一切都是面向消费者设计的；第二个是未来的云计算会成为公用基础设施。

 

第一个终局判断导致B2B起家的阿里巴巴，要发生前队变后队、后队变前队的调整。第二个判断导致了阿里云的产生，阿里能够不惜血本，坚决做云计算，这不是一个简单的技术决策，这是一个对未来的想象。

 

如果全世界未来真的就只有几朵云就够了，阿里希望成为其中一个，这就是整个战略决策的由来。所以说，一个企业富有远见的战略决策，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对未来的想象。阿里有句话“想象力是第一生产力”。

 

姜奇平：云计算是“体变”而不是“用变”

 

对事物变化的想象，简单地说，就是判断“体变”还是“用变”。缺乏想象力的人，共同特征是把变化都理解为是用变，谈起应用和技术变化头头是道，而忽略了体系的变化。想象力需要考虑系统级的变化，是根上的体变。

 

系统究竟发生了什么变化？系统根本的变化是，过去工业化是以生产者为中心的体系，现在变成以消费者为中心的体系。互联网电子商务刚兴起时，最常听到的是“这个不就是什么什么嘛”，“商业本质也没有变化嘛”，更多谈的是怎么把现有的商场电子化，用互联网方式运营，而没有看到商场已经被全新的体系圈起来。

 

云计算的出现，基础设施的变化，都是系统级的变化，是“体变”而不是“用变”。

 

二

 

如何理解数据作为新的生产要素

 

 

姜奇平：数据作为新的生产要素，成为通用性资产

 

国家发改委、中央网信办公布的“上云用数赋智”行动计划，提出“通用性资产”概念，包括中台、通用软件、数字孪生的解决方案、数字化生产资料等数据要素，并指出其特征在于“通过平台一次性固定资产投资，中小企业多次复用”。

 

数据要素成为通用性资产，是中央文件的亮点。通用性资产，最初是制度经济学派提出的，涉及对生产要素的判断。威廉姆森作为新制度经济学的命名者，提出资产专用性，认为整个资本主义制度从底层属性概括就是资本专用性，其他的都不重要，由此建立的制度就是资本主义制度。现在，数据作为生产要素，不再是专用性技术而是通用性技术，不再是专用性资产而是通用性资产。

 

现在对数据要素更多还是从技术角度来理解的，认为是0和1起作用。从理论角度看，要素变革的革命性体现在哪里？就在于工业时代与信息时代要素的控局点不同。工业时代，要素控制的是工具和手段，称为工具理性，是控制物理世界、实现目的的手段，但是对于目的是失控的。信息时代，数据要素控制的不是工具理性，而是工具理性要达到的目标。这一点对于企业家来说，务必要注意。数据要素，就是从控制中间价值变为控制最终价值。

 

梁春晓：数据作为生产要素，与新基础设施密切相关

 

在新的经济结构里，新的生产要素和新的基础设施产生了天翻地覆的影响。数据作为生产要素和基础设施密切相关。没有以云、网、端为核心的基础设施，是没法谈数据以及数据作为新的生产要素的。新基建就是以互联网为核心的，包括云、网和各种各样的智能终端，智能终端作为基础设施的一部分，恰好是新基建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特征。

 

实际上，在前互联网时代，通过数据本身的价值分析，我们意识到某些产品之间的独有的相关性，这种相关性放到商业上就能够降低成本、提高收益。但是前互联网时代，没有云、网、端，数据的采集受到极大的限制，数据的流动存在极大的限制，数据的存储处理没有这样的能力，尤其没有能力识别海量大数据。数据本身的价值和数据要素的边际效益根本体现不出来。

 

现在，正是因为有数字基础设施的出现和支撑，数据作为要素的价值才逐步形成。

 

安筱鹏：数据作为生产要素，如何创造价值？

 

从技术角度看，数字化转型本质上颠覆了传统产业几百年来赖以生存的“传统工具+经验决策”的发展模式，给企业带来两场深层次的革命：工具革命和决策革命。工具革命通过自动化提高组织和个人的工作效率。决策革命以人工智能等手段优化提高决策的科学性、及时性和精准性。

 

决策革命，是企业每个决策主体面对各种决策的时候，系统能把正确的数据在正确的时间以正确的方式传递给正确的人和机器，我把它定义为数据的自动流动。有了数据要素是不够的，还需要数据背后各种各样的算法。数据自动流动的价值就在于，能够基于数据+算法做出精准的决策。

 

数据作为生产要素如何去创造价值？之前讨论风电、光伏发电是很好的例证，数据通过与算法的结合，对未来发多少度电进行精准预测，解决弃风弃电问题，从而创造价值。当有新的基础设施平台，每一个企业都可以把自己的算法贡献出来，形成算法市场。企业可以选择算法市场里最优异的算法模型，把自己的数据输送到算法模型，通过更及时、全面、准确的数据与算法结合，对未来情况做精准预测。数字化转型的本质，就是在数据+算法定义的世界中，以数据的自动流动化解复杂系统的不确定性，最终的目的在于提高资源配置的效率，获得更多的商业价值和社会价值。

 

三

 

数字基础设施促进知识分工的提升

 

安筱鹏：ICT技术演进的基本逻辑：硬件通用化，服务可编程

 

过去50年，整个信息通信技术发展的逻辑与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都有关系。

 

工业4.0、智能制造概念刚引入中国，专家们对个性化生产与规模化生产、数字化转型的趋势争论激烈。有专家说，工业4.0、智能制造最重要的趋势就是定制化生产，工业经济下的福特制大规模生产方式要转变成定制化生产、个性化定制。又有专家以苹果手机的生产作反驳。苹果只出一两款手机，但这一两款手机生产的规模化程度，比100年前福特制的规模化有过之而不及，所以不能说个性化定制是趋势。

 

这些争论乍一听好像都有道理，但仔细想好像又不对。因为苹果手机这样的互联网智能产品的功能正在解耦，产品的软硬件正在分离。苹果手机IOS上有各种各样APP，是个功能池。也就是说，产品的硬件可以遵循规模经济，进行规模化生产，但是产品面向每一个消费者时，服务又是个性化的。软硬件的分离解耦，硬件变得通用化，也就是资产的通用性，而服务则变得可编程，使得面对个性化、各种不确定性的时候，范围经济成为一种可能。

 

控制系统中软件和硬件的解耦和分离，正是ICT技术演进的基本逻辑。未来几乎所有的设备都会沿着这样的逻辑不断地进行解耦、分离，未来所有的企业应对消费者个性化的需要，就是产品不断地去解耦，把硬件变得越来越通用化，成本越来越低；让服务变得越来越可编程，应对各种不确定性。

 

姜奇平：数字化转型的趋势是多元化的

 

从经济学角度来讲，多样化是意味着提价的，非多样化都是意味着降价的。对于企业来说，越想提价竞争，越要多样化；越要降价竞争，越要同质化、降低成本，所以分工专业化和分工多样化的背后，隐藏着一个企业关心的道理，就是到底要提价竞争还是要降价竞争。

 

那么我们原来的规模经济降价竞争的缺陷是什么？就是规模经济下的企业的零利润，企业报表显示的企业规模很大、收入很多，但利润没有。问题的关键在哪儿？从逻辑上来说，就是缺乏多元化，缺乏生态的丰富性。

 

梁春晓：互联网降低了交易成本，扩大了市场规模

 

杨小凯的分工与专业化理论，加深了我们对互联网和电子商务经济本质的理解。20年前，我们谈的比较多的就是电子商务的商业模式和商业模式创新。就商业模式创新而言，在人类经济发展过程中并不是一个经常会出现的概念。把商业模式放在杨小凯思想架构之下就很容易理解，商业模式归根结底就是亚当·斯密的管理分工思想的应用。

 

首先，分工是网络高度发达的结果，杨小凯把人类经济活动中所有的东西，包括货币、国际贸易、城市的出现等等，通通归为分工网络高度发达的结果。他把原来在经济学里分属于不同的经济的东西全部一体化。

 

其次，超边际问题促进新的分工体系出现。之前的微观经济学都是边际分析，都是在既有的分工网络体系下考虑怎么优化，但是实际上真正起作用的恰好是杨小凯提出的超边际分析，是一种新的分工体系的出现。

 

每一种新的专业化分工体系的出现依赖于两个条件，一是交易成本降低，二是市场规模的扩大，而互联网恰好在这两个方面都产生了极大的推动力，既降低了交易成本，又拓展了整个市场，所以使得原来不能够实现的分工得以实现。

 

安筱鹏：在数字基础设施平台上，基于知识分工的产品会越来越多

 

伴随生产力的提升，产业分工不断深化，经历了部门分工、产品分工、零部件分工、工艺分工和生产服务分工五个阶段。今天，因为互联网的出现，交易成本的降低，市场边界的拓展，另一种分工出现，就是知识创造分工，我把它定义为知识分工的2.0。数字信息时代，基于数字基础设施的知识分工产品得以快速在市场拓展。

 

回顾全球产业分工体系中知识分工特征和趋势可以发现，集成电路产业分工格局的变化呈现出鲜明的特征，同样是一个复杂的产品，为什么有很多宇航级复杂的产品开发投入效率不高，而集成电路比较高？这是值得大家思考的问题。这是因为集成电路产业的行业知识的生产、传播和使用的效力差异性造成的，它形成了基于知识的产业分工新体系。

 

早期集成电路产业，集整机生产和芯片设计、制造、封装、测试为一体，称为综合型IDM模式。伴随信息技术的不断演进，集成电路产业中的芯片设计、代工制造、封装测试等环节不断地从早期一体化模式中分离，成为独立的产业体系。1967年美国应用材料公司成立后，集成电路材料和设备制造成为独立行业，1968年英特尔公司成立，形成垂直性IDM模式，1978年Fabless 诞生（IC设计独立），1987年台积电成立（IC制造环节独立），Foundry模式出现。1991年，英国ARM公司成立，同时逐渐涌现出一批专注于集成电路IP设计、研发公司，集成电路产业开始兴起架构授权的Chipless新商业模式，这标志着基于知识创造的专业化分工独立出现在集成电路产业链中。

 

 

来源：阿里研究院，2019

 

过去几十年时间里，集成电路行业知识分工的不断深化，但是这样的行业毕竟是有限的。过去，一个知识要投入生产，渗透到产品设计、研发、生产全流程，是个长周期的知识生产过程。今天，数字经济时代最重要的一个变化是有了工业互联网平台，知识、经验、方法、模型，变成APP和算法，可以放到数字基础设施平台上的算法市场去交易，可以直接做为一种商品需求，大大缩短了知识产品的生长周期。那未来像这样的基于知识分工的产品会越来越多，这是数字经济时代跟工业经济时代最重要的一个区别。

 

有了新的基础设施之后，人们可以把所有参与主体的知识、各行各业的知识不断地显性化，沉淀在平台上，知识作为资产的通用性提高了，通用性提高，意味着面对个性化需求不需要重新再开发，复杂性的系统问题就可以用比较低的成本去解决。

 

梁春晓：数字基础设施，促进专业化分工水平提高

 

各种APP的涌现，其实是新的专业化分工的主体越来越丰富的表现。这关系到两个问题，一是专业化的分工水平的提高，起根本作用的还是基础设施。基础设施有三个特点：泛在、共享、高效。随着互联网的发展、交易成本的降低、市场的扩大，促进了整个互联网时代的分工、网络的演化，很大程度就是因为数字基础设施所促进的专业化分工水平的提高。

 

二是知识分量越来越重，内生比较优势越来越突出。比较优势是杨小凯的思想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又分成内生比较优势和外生比较优势。以往我们讨论国际贸易谈的比较多的是外生比较优势，核心思想就是什么有优势就做什么。如果说按照这个说法，就没有办法理解马云当时为什么要做阿里巴巴，他既没有国际贸易优势，也没有技术优势。可以说互联网创业里面几乎所有人在做这行之前，都没有这方面的优势，这导致过去好多年做管理咨询的那套SWOT分析法失效了，优势、劣势、成本、机会的分析几乎都不合常理，但是恰好就是他们先做了互联网创业。

 

问题在哪儿？这是因为现有的经济形态里，知识分量越来越重，内生比较优势越来越突出。从短期来看，外生比较优势可能会起一定作用，但从长期来看，内生比较优势积累的速度会非常快，这就导致不是什么有优势做什么，而是做什么、什么就有优势。通过这样不断地积累，直到形成这样的优势，才能产生一种新的分工主体。

 

现在这样的创业者有很多，内生比较优势在数字基建中不断地积累，我比别人先走，我就积累了这样的知识优势，而这样的知识优势又因为我们现在这些数字基础设施的存在，能够不断地积累、不断地交流、不断地贡献，使得这种因为知识形成类似比较优势的增长速度比以往更快。现在我们强调中台战略，中台的出现，其实也是一种新的分工网络，每个部门可以共享中台，把我们所有的知识都往里面扔，在里面交流，不断增长，内生比较优势就会越来越大。

 

姜奇平：数据要素的地位和作用从边缘到了中心

 

传统要素遵循的规律是越复杂、成本越高，然而知识要素的规律正好是反的，它是越复杂、成本也低，这在集成电路产业中体现出来。在分工专业化主导的时候，传统制造的规律是越简单、成本越低，在这个规律下，知识是无用武之地的，因为80%都是重复工作，不一样的多样化的工作只占20%。集成电路产业分工的发展说明，80%的工作是不重样的、复杂的、多样性的工作，只有20%的工作是重样的，这时候知识要素的特征就体现出来。当分工多样性成为主导，服务业和高附加值的产业成为主导的时候，知识多样性越高、附加值越高，成本反而越低，这是知识分工的本质。对企业来说，归根结底是想提价竞争还是降价竞争，这取决于知识如何落地。

 

当然不是说有了数据要素以后，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就都不重要了。真正的变化是：在新的生产方式下，数据要素的地位和作用从边缘位置到了中心位置，当生产要素变了以后，那么知识在整个经济中占有的比重，可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这时候革命就在这个过程中完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