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如其来的一场疫情，加速了全社会生产和生活方式的转变，也令一些互联网和数字经济行业大放光彩。网络电商、直播带货异常火热，使消费者足不出户、乐享购物；线上会议、远程办公、云招商，助力企业复工复产；网络课堂、在线教育、云直播，让学生们能够“停课不停学”。此外，大数据也为疫情联防联控、科学防治提供了“利器”，“健康码”正成为居民出行新的“身份证”。

我们在尽情享受数字化生活的同时，千万不要忘记在数字红利之外的一群人。偏远山区的小学生李某，因家里没有网络覆盖，只好摸黑跑到山顶上，搭个草棚子、点着小台灯上网课；某地农村一名14岁初中女孩小敏，因家中贫困，买不起智能手机，无法按时上网课，落下了学习进度，让爱学习的小敏很是受伤；因疫情防控被要求在家隔离的王大爷，不会网上购物，只好不断求助居委会和志愿者，帮忙买菜、买药、买日常生活用品；黑龙江的谢大爷，因超市为防疫实行无接触服务，拿着现金却购不了物；从外地来北京探望儿子的贾大妈，一直没有使用智能手机，领不了北京“健康宝”，没有新“身份证”，进不了商场、医院，也坐不了火车。疫情期间，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这群人不仅没有享受到数字红利，反而因没有拥抱数字技术而寸步难行。这就是数字鸿沟在作祟。

数字技术的扩散和渗透是不均衡的，呈现出由发达地区到欠发达地区、由城市到农村、由年轻人到年长者、由高技能到低技能人群渐进辐射扩散的特征，因而在数字技术快速应用过程中，就不可避免会产生数字鸿沟，导致一部分人游离于数字社会之外。从当前的社会实践来看，大致存在着三种类型的数字鸿沟。第一类是接入鸿沟。没有网络覆盖、没有智能手机、付不起资费，就不能与数字经济相联结。我国已有9亿网民，互联网普及率接近65%，但仍有3亿多10岁以上的人群是非网民，农村地区互联网普及率也还不到50%。第二类是使用鸿沟。与电话不同，数字技术的使用是有技能门槛的，一旦因知识、年龄或健康等原因，无法掌握相关技能，就容易出现使用鸿沟。比如在北京、上海等很多城市，网约车已经非常普遍，传统出租车也适应大众消费习惯的转变，慢慢转向了网约，以至于一些老人如果不会使用打车软件，就很难在马路边及时打到车。第三类是知识鸿沟。在“赢者通吃”规律下，数字化技术先行者从网络效应中获益，与后来者或不掌握技能者的差距将越来越大。对个人而言，如果你不能融入数字社会，未来就可能无法分享数字机遇；对企业或群体而言，如果你不能被数字红利所惠及，就会在“强者愈强”的格局下遭淘汰。

一场疫情，加速了数字经济的发展，也让各种类型的数字鸿沟表现得淋漓尽致。在数字化转型大潮中，我们要推动数字技术加快应用，充分释放和享受数字红利，同时全社会也都要行动起来，全力关注被数字鸿沟隔在另一边的群体，让数字经济迸发出强大的包容性。在基础设施建设上，要提高网络普及率，打通“最后一公里”，持续开展提速降费，让偏远山区百姓、特殊群体、贫困人口都能以可负担得起的资费接入网络。在运用数字技术优化社会治理时，在方便了大部分人的同时，应有更多的灵活性、足够的选择性，不能让另一部分人觉得不方便。对缺乏数字技能的群体，家庭、亲友及社区要扛起责任，加强互帮互助，加强公共教育培训。我们的目标，就是要不断弥合各种数字鸿沟，充分实现数字经济的包容发展，让数字红利普惠全社会。

作者 | 袁东明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企业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