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当下，以新一代信息技术持续突破为主导，融合新能源、新材料等先进技术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将会带来制造范式、组织模式和产业结构的深刻变革。

梁正、李瑞于2020年《科技导报》第14期刊发了《数字时代的技术-经济新范式及全球竞争新格局》一文，概述了数字时代新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特征，分析了数字技术和现代制造技术相融合带来的全球竞争新格局，探索中国“平台型”数字经济产业创新生态的实现路径。

 

为抢占全球产业科技竞争制高点，世界各国均将融合了数字技术和先进制造技术的“智能制造”作为战略重点加强部署，以产学研协同为核心的产业创新生态系统构建是各国竞争的焦点。

 

立足于本国政治、经济、文化的独特背景，世界各国形成了不同的制造范式和创新生态系统模式，中国凭借在消费互联网时代积累的市场和技术基础，逐渐探索出了“平台型”产业创新生态系统模式，并有望在“新基建”布局和传统产业数字化转型的推动下，迎接数字化时代的真正到来。

 

01 数字经济时代的技术-经济新范式

 

技术-经济新范式是指在通用技术获得关键性突破后，相互关联的“技术族群”大规模涌现，以革命性的速度产业化、商业化，并大规模向各个产业渗透扩散，引发生产方式、组织模式、商业模式等一系列变化，并最终导致整个社会-制度结构的变迁。

当前，各个领域颠覆性技术层出不穷，前沿技术领域呈现多源爆发、交汇叠加的“浪涌”现象。全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呈加速趋势，并呈现出“一主多翼”的演进格局。

“一主”即以信息技术深度和全面应用为特征的技术革命迅猛发展，带动应用领域的创新突破以及新业态的不断出现，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纵深发展。“多翼”指新能源技术、材料技术和生物技术等新技术创新发展。

当前这场在全世界范围内正在发生的、源于数字技术突破的新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呈现以下特征：

 

第一，数据成为一种关键性生产要素全面嵌入经济体系中。数据作为关键性生产资料，能够有效驱动劳动力、资本、技术等要素网络共享、协作开发及高效利用，提升全要素生产率，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新动能。

 

第二，新一代信息技术的突破式创新与先进制造技术深度融合，新的生产制造范式出现。

21世纪以来，以5G为代表的通信技术、以物联网为代表的网络连接技术，和以人工智能、云计算为代表的计算技术和处理技术持续取得突破性进展。这些技术具有典型的通用目的技术（general purpose technology，GPT）属性，发展呈现网络经济特征。

多层次、多领域的技术创新相互融合、渗透、拓展，孕育形成了新的技术系统，成为促进设计、工艺、装备、管理、服务全面升级的重要力量。制造活动不断向智能化、网络化、绿色化方向发展，催生了以精益生产、柔性生产、敏捷生产为代表的新制造范式，实现生产效率、产品质量及经济效益极大提升。

第三，数字经济改变了传统的生产组织与社会分工模式，产业科技创新生态被重塑。

随着制造经济向服务经济转型升级，基于互联网的平台经济体作为资源整合者（上游）、基础设施供给者（中游）、需求创造者（下游）正在加速重塑整个产业链，形成以最终用户需求为导向的数字化产业创新生态系统。

新产业创新生态系统类似于进化论中的“生态群落”，是以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为核心，聚合众多创新企业、为满足最终用户差异化需求形成的自组织共同体。

随着产业界限日渐模糊，产业深度融合，新兴业态不断涌现，全新的产业体系逐步出现，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

 

02 数字经济中的全球竞争新格局

 

随着制造环节的价值创造能力提升，产业价值链“微笑曲线”将逐步向两端拓展，全球产业竞争格局面临重塑。越来越多的国家认识到以制造业为核心的实体经济才是保持国家核心竞争力和实现经济健康发展的根基。

全球“智能制造”战略布局

世界主要经济体均在智能制造领域加强战略部署，利用科技创新进一步推动产业升级，提高国家竞争力。基于产业基础、经济发展水平以及社会文化体系的差异，各国推进“智能制造”战略的路径有所不同。

01美国“先进制造”发展战略

美国注重发挥互联网、信息通信、软件等优势，通过国家战略“自上而下”重塑制造业。美国“先进制造”国家战略的核心落脚点在于通过开发新技术、启用新产品、创造新产业，以此扩大就业，确保有弹性的供应链和强大的国防工业基础。

02德国“工业4.0”发展战略

德国作为传统的工业国，“工业4.0”战略的支点是制造研发领域的强劲优势。区别于美国利用互联网对制造业支配的战略模式，德国希望用“信息物理技术”升级智能工厂中的生产设备，“自下而上”改造制造业。

通过数字化基础设施建设、更新和优化生产、提升信息通信软件方面的能力等，充分挖掘新一代信息技术在经济发展中的潜能以确保经济活力，并通过与传统竞争优势相衔接确保工业长期领先地位。

03日本“互联工业”发展战略

日本对于未来工业的愿景构想，是与整个社会变革联系在一起的。2017年，日本提出“互联工业”（connected industries）战略，采用“平行关联”，将人、数据、技术、设备相互连接，提高附加价值创造，在人才不足情况下保持现场力，构建“以解决社会问题为导向”“以人为本”的新型产业社会。

中国融合范式选择及现实困境

以2015年国务院发布《中国制造2025》作为开端，“信息化与工业化深度融合”战略被正式提出，自此中国按下了数字技术融合实体经济的快车键。

经过近些年的实践探索，目前中国制造业的转型路径日渐明朗，即以掌握GPT技术的平台企业为核心，布局物联网、大数据中心、工业互联网等新型信息基础设施建设（“新基建”），为制造企业数字化转型提供必要的智能化支持与服务，实现生产运营全过程数据贯通（短链）、生产资源全要素网络协同（中链）以及生产活动全场景智能应用（长链）。

然而，当前中国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的深度和广度不足，瓶颈亟需突破。具体表现在：

第一，实体经济发展整体水平不高，融合基础薄弱。

实体经济发展的根本性问题无法仅仅依靠数字化、智能化的方式解决。实体经济的发展和壮大，从根本上要靠科技创新和体制变革。此外，由于所处的发展阶段不同，各行业面临的转型升级短板和瓶颈并不相同，智能化应用要考虑到各产业的实际情况。

第二，核心技术缺失，存在受制于人风险。

当前，中国发展数字经济的基础理论和关键技术较为薄弱。核心技术的缺失，导致在面对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时容易受制于人。

第三，现有数据难以支撑数字经济发展需要。

目前中国工业大数据采集能力薄弱，数据标准化难度大、成本高，数据开放、共享和交易机制缺失是制约大数据行业应用及技术提升的主要原因。种类少、低质量的数据以及数据预处理能力不足会直接导致建模分析结果无法利用或者产生更为严重的后果。

第四，法律法规标准、保障制度滞后于产业发展。

业界对数字经济概念、内涵、应用模式、智能化水平等难以达成共识，不同行业既有的标准化和法律法规与快速发展的数字经济不衔接，包括无人驾驶、AI医疗等在内的多个领域均没有现行制度可供参考。

 

03 数字时代产业竞争核心——产业生态塑造能力

 

数字经济时代是知识创造的专业化分工时代，产业生态能够高效实现知识的迁移、互动、扩大和演进，是孕育科技创新的肥沃土壤。同时，生态系统内主体间良性竞争、协同创新能够导致生态系统不断迭代演进，进而提升整体竞争力和韧性水平。

产业创新生态系统是按照知识经济规律“进化”而来，是多元主体协同共生的“最大公约数”，具有生态经济型和环境适应性。

世界各国产业生态系统构建模式

数字经济时代的特征属性要求将产业生态塑造能力作为国家核心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年来，围绕产业生态系统能力塑造的竞争日益成为大国博弈的焦点，是世界主要国家在实施数字技术与传统产业融合战略中的普遍做法。

01美国：联盟组织为着力点

美国在推进“先进制造”国家战略中，采用联盟方式推动“制造伙伴计划”（advanced manufacturing partnership，AMP），通过公私部门合作，从基础研究中找出具有长远竞争力的技术，大规模整合价值链上相关企业，促进更高效率的技术转移转化；同时，通过联盟的力量提供测试场域、影响各组织制定标准的流程和走向，形成整个产业的强劲竞争力。

02德国：龙头企业为核心

德国“工业4.0”战略实施中，龙头企业是战略推进的核心。博世、西门子等大型制造企业提供技术与解决方案，占绝大多数的德国中小企业以联合方式参与创新研发并分享成果，工业4.0标准化委员会（SCI4.0）则负责4.0技术与理念的推广、国际标准化的推进。

03日本：行业协会为特色

日本政府和企业共同建立了支援体系——行业协会，实现产学研深度融合。此外还建立了“智能制造声援团”，对中小企业进行外部声援，提供技术、人员、工具等支撑。

中国产业的生态建设及现实基础

在不断探索实践中，一条不同于美、德、日等国的产业数字化道路已在中国初现，即由消费互联网龙头企业向产业互联网领域延伸拓展为先导，以5G、物联网、工业互联网、人工智能等为代表的“新基建”布局为支撑，以行业龙头企业为工业互联网构建主体，以“一个（或多个垂直）平台+大量小而美企业”为主要架构的“平台型”产业生态系统（如图）。

 

传统产业链范式

 

新型“平台型”产业生态范式

这是以互联网企业为引领的众多企业，在移动互联网浪潮中常年扎根中国市场探索出的中国特色“数字经济融合实体经济之路”，是符合经济规律，适应中国现实需求的产业组织结构。

中国“平台型”数字经济产业创新生态的形成及未来发展有两个重要的基础性因素：

第一，互联网规模全球领先，数字科技位于全球前列且潜力巨大。

网民连续多年稳居世界第一，5G、云计算均已进入全球领先梯队，2019年《福布斯》发布的全球数字经济100强名单中，互联网平台企业阿里、腾讯分别位列全球第10、14 位，具有带动中小企业转型升级的能力条件。

第二，中国是全世界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目录中所列全部门类的国家。

然而近年来中小企业创新资源匮乏，创新环境支撑不足，转型需求迫在眉睫，通过推广普及工业互联网应用成为加速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升级的重要途径。

基于此，顺应未来场景需求，以互联网平台为核心“连接”众多中小企业的产业创新生态系统已经成为中国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的雏型，是数字经济时代塑造全球竞争力的重要力量。

此外，不容忽视的是，互联网平台企业具有天然垄断性，如何通过合理的制度设计确保良性有序竞争、消除攫取垄断利润行为是发展数字经济同时需要重点关注问题之一。

 

04 结论

 

从某种意义上说，新工业革命的实质就是范式变迁。同时新科技革命意味着大量前沿技术亟待突破，是生产要素、生产方式、发展动能的“创造性毁灭”过程，也是后发国家从追赶跃迁至领先行列的“机会之窗”。

作为一场系统性变革，如何牢牢抓住新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带来的机遇窗口，不仅需要颠覆性创新和技术突破，更需要全面深化改革，着力推进人力资本培育、前瞻布局基础研究与基础设施、提高关键生产要素配置效率，破除体制障碍，孕育发展新动能。

本文作者：梁正，李瑞

作者简介：梁正，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清华大学中国科技政策研究中心，教授，研究方向为科技创新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