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经济学人》报道， 李俊（音）是一名来自山东的建筑工人，他与同事蹲在人行道上，一边喝着燕京啤酒一边吃着午餐的面条。他说，在这样一个炎热的天气里，啤酒能让他解渴，酒精不会影响他的工作，因为他是在休息的时候饮酒。他的许多同事也会来上一瓶。

    对酒精影响的认知在中国是极低的。几个世纪以来，人们喜欢喝酒助兴，但很少有规律地喝酒。随着收入在过去的35年中激增，对酒精的消费已经加速。人均年消费量从1978年的2.5升纯酒精增加到了2010年的6.7升。而酒精饮料消费的近70%都是烈酒。

    直到最近社会规范都支持适度饮酒：大多数人只在吃饭时喝酒，单独饮酒的情况比较少见。女性和年轻人一般很少喝酒。生物学也鼓励适度饮酒：大约三分之一的中国人代谢酒精有困难，这类人一般很少喝酒。

    按照国际标准，中国的酒精消费依然是温和的。据世界卫生组织的数据，中国的酒精人均摄入量大约是德国或法国的一半。但全国范围的统计数据掩盖了一个严峻的事实：中国有一半以上的人口是滴酒不沾的，而那些经常喝的人往往过度饮酒。中国的男性饮酒量远远超过日本，而且几乎和英国、澳大利亚、爱尔兰的酒鬼们一样臭名昭著。中南大学（位于湖南省省会长沙）的郝伟（音）估计，酗酒这种普遍且高风险的饮酒方式在中国已经达到了“流行病”的程度。

    现在在中国，与客户和同事喝酒被认为对职业发展至关重要，一些招聘广告甚至公开要求“能喝酒”。一项研究发现，公务员人群有着更高的与酒精相关的肝脏疾病发病率（级别越高则健康前景越差）。

    在宴会上，敬酒等饮酒传统受到过度的鼓励，中年男性而不是大学生更倾向于玩饮酒游戏。这就是为什么随着年龄的增长，中国人喝得越来越多。而欧洲和北美的酒精消费在20岁出头的人群中达到顶峰。令人担忧的是，中国的年轻人现在也开始饮酒，且经常是单独饮酒，而不是在吃饭的时候。女性也在提升自己的摄入量。

    政府已经采取了一些应对措施。2011年5月，政府开始加大对酒后驾车的处罚力度，两年内酒后驾车的情况下下降了近40%。政府的反腐败举措打击了奢华宴会，但同时也拉低了高端酒的价格。

    然而，政府在促进公共教育方面无所作为。其他国家通过提高酒税来限制饮酒，而中国在2006年下调了本已微不足道的酒税。乔治亚州埃默里大学的唐一郎（音）认为，中国的卫生服务人员和专业人士在处理酗酒相关的问题上装备较差。国家没有规定理性饮酒的指导意见，饮酒的最低年龄也是模棱两可的。有关销售、消费和酒精广告的规定没有得到有效地执行。正如中南大学的郝先生所说：“任何人都可以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买到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