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地市食品药品监管部门改革将参照天津滨海新区模式进行，建立覆盖城乡的食品药品监管网络。”一位消息人士8日告诉《经济参考报》记者。

　　上述消息人士透露，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的三定方案(定机构、定职能、定编制)已形成并在内部传达，只等国务院相关部门签署就能公布于众，各地食品药品监管部门的改革也将紧锣密鼓地展开。

　　记者了解到，2010年至今，四个地区进行了食品安全监管改革试点，即将食品、药品监管职能整合在一起，解决食品监管“九龙治水”的局面。

　　广东深圳、顺德在市场监督管理局下设立食品安全监督管理局，负责组织起草有关食品安全地方性法规，承担食品生产、食品流通及餐饮消费环节的食品安全监督管理责任和食用农产品(含食用水产品)质量安全监督管理责任。

　　陕西省渭南市将农业、畜牧、质监、商务、工商、卫生等部门有关食品安全的职能和人员划转食品药品监管部门，整合上述部门行政许可事项、执法职能和技术资源。

　　天津市滨海新区搞职能整合，明确将食品监管从四段式精简为两段，滨海新区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负责食品生产、流通、餐饮服务活动和药品、医疗器械、保健食品、化妆品监督管理。

　　“顺德和深圳模式将所有产品的安全放在一个市场管理局里监管，而对食品划出的部门太狭小。渭南模式将所有涉及食品的部门全整合在一起、动作很大，但要让全国照搬这一模式比较难。”上述消息人士说，天津滨海新区模式获得了国家不少部门的认可，也与两会公布食药监管大部制改革的步调一致。目前，各省市食品药品监管部门都前往滨海新区调研，参照天津滨海新区模式进行改革。

　　据天津市滨海新区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局长张铁军介绍，2010年，天津市滨海新区将原来由卫生部门负责的餐饮服务环节、保健食品、化妆品安全监管和公共场所卫生监督，质监部门负责的食品生产环节和工商部门负责的食品流通环节监管职能划转到区食品药品监管部门。其次，建立完善食品药品来源追溯机制，加强食品药品原料供应、生产加工、市场流通和消费使用等各个环节的监管，做到来源清楚、去向明确、过程连续，发现问题可及时追根溯源。

　　“改革后，机关内设九个处室，下设六个分局；成立新区食品药品监督所，加挂食品药品投诉举报中心牌子，在编和聘用人员加起来一共300人。”他说。

　　除了整合外，天津滨海新区的一大特点是设立基层食品药品监管机构。

　　张铁军说，滨海新区27个街(镇)设立了食品药品安全监管站，设专职协管员；在351个居(村)设立了食品药品安全监控点，设兼职信息员。“全区垂直管理、区域局队合一(行政管理机构与专业执法队伍结合)、监管派驻街镇、覆盖延伸村居的网格化监管模式，使食品药品监管在最基层得到有效覆盖。”他说。

　　天津市滨海新区常住人口为248万人，食品药品监管人员占全区人口配比达到了万分之一点二左右。

　　“没有最基层的食品监督人员，小作坊、小饭店根本无法管理。”江苏省南京市一区药监局人员告诉《经济参考报》记者，该区药监局与街道办事处合作，街道派出协管员巡查各个食品店和商贩，“协管员一句话顶上一堆文件材料”。

　　同样，在食药改革试点的城市也都建立了基层食品安全监管体系。

　　记者了解到，渭南市食品安全监管人员1915人，在所有基层乡镇设立96个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所，使得食品药品监管人员占全市人口配比达到了万分之三点五左右。

　　但是，专家指出，天津滨海新区模式在全国推广可能将面临四大挑战。

　　首先，能否配备大量从业人员。张铁军指出，承接食品安全监管职能后，区食品药品监管部门面临的辖区范围大、行业领域广、相对人数量多、生产经营者规模小、产业化程度低等现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针对不同机构特点，采取灵活措施，加强食品药品监管队伍建设，但目前人员仍然不足。

　　其次，滨海新区政府投巨资，利用信息化手段，推动食品药品“智慧监管”工程建设。全国各地财力不一地区，是否都能利用信息化监管手段？

　　再次，农村食品安全点多面广是监管难点。

　　四是能否坚持政策的可持续性。“滨海新区模式是参照美国食品药品监管的一种模式。如果政府全国推广这一模式，是否能坚持十年不变、二十年不变、甚至三十年不变？这样才能让食品药品监管体制具有延续性。”一位业内人士说，地方食品监管经历了地方防疫站、卫生监督、药监局等不断变动时期，造成了人员、政策等方面的不连续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