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国政协十二届四次会议记者会上，厉以宁、陈锡文、易纲、常振明、许家印等5位全国政协委员，围绕如何“适应引领新常态 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话题，回答了记者提问。

厉以宁委员——

要对中国经济充满信心

今年两会供给侧改革是热点，在推进供给侧改革中如何适度管好总需求，避免出现通货紧缩这一现象？

在回答《经济日报》记者提问时，全国政协常委、民盟中央原副主席、北京大学社会科学学部主任、光华管理学院名誉院长厉以宁表示，在当前经济形势下扩大内需，如何提高老百姓消费意愿是很重要的问题。

“我们今天正在实行新型城镇化，就是要以人为核心、以人为本。”厉以宁委员表示，要通过户籍制度改革等一系列措施，把更多农民工及其家属吸引到城市，融入城市社会。现在各地都在进行棚户区改造，兴建廉租房、廉价房，就是为了让农民进城安家，小孩进城上学，配偶进城避免两地分居，老人进城也有医疗卫生保障，所有这些都是改善民生的重要途径，也是中国继续扩大内需的一个重要方面。

厉以宁委员还举例说，浙江一些地方的土地确权让农民欢欣鼓舞，因为土地确权后农民承包土地有承包经营权，宅基地有使用权，宅基地上自己盖的房子有房产权。农民的财产权保障是中国未来发展的重要支柱，扩大了消费。

当前中国经济增速正在放缓，2016年经济形势是否会有所好转？

厉以宁委员表示，中国经济正处在从工业化向后工业化的转换时期，第三产业产值已经超过GDP的一半。从世界范围看，在这个阶段出现经济增长率下滑是普遍的。此外，当前中国要结构调整，必然有一些过剩部门需要重组。

“但应该看到，2016年的趋势稳中有进、稳中看好，这是总趋势。”厉以宁委员认为，第一，宏观调控政策没有变。我国依然实行积极财政政策和稳健货币政策，但是重点不是“大摇大摆”，而主要表现为“定向调控，重在微调，重在预调”；第二，投资和消费并没有大幅度减少。从政府工作报告中可以看出，还有很多项目蕴藏着投资潜力，包括高速铁路、交通设施、港湾建设、水电站、互联网等众多领域。

“如今北京中关村聚集了一批年轻人，他们中有大学生、研究生、博士后、科研机关人员，也有民营企业家。他们讨论创意、创业、创新，这就是中国的未来。一个蓬勃的创新时代正迎面而来，我们应该对经济充满信心。”厉以宁委员说。

有了信心，如何实现？厉以宁委员认为要坚持四个方面。一是让产品更个性化，进一步扩大消费；二是让服务业更人性化，让服务业更柔性化；三是要让中国品牌走出国门、远销海外；四是把顾客留在国内。伴随着国内消费增长，国内就业、国家税收都会相应增加。这些都是我们对2016年经济抱有信心的根据。

陈锡文委员——

加强粮食品种结构调整

在谈到我国粮食产量时，全国政协常委、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兼办公室主任陈锡文表示，目前看粮食产量“多了和少了”的现象同时存在，很难简单评价。

一是粮食总产量连续12年稳定增长，从2003年的8600多亿斤增加到2015年的1.24万亿斤，但粮食的品种结构仍存在明显矛盾。在小麦、稻谷、玉米、大豆、薯类等5个主粮品种中，小麦大体上供求平衡，稻谷自给自足后略有结余，但大豆缺口较大。去年我国进口大豆1633亿斤，进口量相当于国产大豆量的7倍。玉米产量在5个粮食品种中最大，但去年又进口了数百亿斤玉米，有供大于求的趋势；二是目前尽管部分品种产量较高，但受到价格和品质等因素影响，依然需要进口。

2016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农业要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陈锡文委员表示，应从三个方面重点发力：一是努力追求粮食总供求的平衡。目前看还有缺口，需要进一步提高和稳定粮食产能；二是品种矛盾比较突出，要加强粮食品种结构调整，更加适应市场需求；三是更加注重创新和改革，推出优良品种。要进行农业组织创新，多措并举实现多种形式的规模经营，降低农业成本，提高农业效率。此外，还要进行体制、机制方面的改革创新。目前，我国部分重要农产品的价格形成机制、补贴制度、收储制度正在积极推进改革。

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提出，要引导农民适应市场需求调整种养结构，适当调减玉米种植面积。按照“市场定价、价补分离”原则，积极稳妥推进玉米收储制度改革。陈锡文委员表示，所谓“市场定价、价补分离”，即由市场决定价格，把补贴从价格中分离出来，以便形成的价格更有国际竞争力。在此过程中，我国由于农民人数庞大，每一户经营的耕地很少，竞争力相对有限，政府要用其他形式对农民的合理收益给予必要补贴。

转基因食品的安全问题一直是公众和舆论非常关心的问题，今年中共中央颁发的一号文件指出，“加强农业转基因技术的研发和监管，在确保安全的基础上慎重推广”。

陈锡文委员表示，中国政府对于农业转基因技术有三大原则：第一，转基因技术是当代生命科学、生物科学中最前沿的高地，中国在该领域中不能落后，因此中央提出要加强对农业转基因技术的研发；第二，转基因是新生事物，能不能确保安全需要经过严格的科学评审和检测。所以任何进行商品化生产和进入市场的转基因农产品都要经过严格的科学检测，只有确保安全才可以上市。我国政府现在批准商业性生产和上市的农产品转基因技术只有棉花和木瓜。经过批准上市的，确实是经过严格科学检测，确保人们食用是安全的；第三，保证给消费者充分的知情权和自主选择权。国家规定任何转基因农产品上市或用转基因农产品作为加工原料的食品上市必须标识含有转基因农产品在内，这样的标识就是让消费者充分知情。

陈锡文委员说，此次中央一号文件中提到“加强研发和监管”，“监管”一词非常具有针对性，目前看，确实有个别地方出现未经国家批准的转基因农产品种子流到市场、流到农田种植的情况，这也表明政府更要加强监管，对于生产的这种农产品要销毁，对于违规的当事人要处罚。

易纲委员——

人民币不存在持续贬值基础

针对人民币汇率预期问题，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易纲表示，人民币汇率会在合理均衡水平上基本稳定。现在说“基本稳定”是对一揽子货币基本稳定。人民币不存在持续贬值的基础。这是因为：首先，中国经济保持中高速增长的态势没有改变。中国的劳动生产率和全要素生产率还在稳步提高；其次，我国的货物贸易还存在着非常大的顺差，FDI（对外直接投资）和ODI（外来直接投资）都在稳步增长；再次，我国外汇储备充裕。从中长期来看，人民币汇率的预期会回归到人民币保持基本稳定的基本面。

对于外汇储备的资产组合如何配置？易纲委员指出，我国的外汇储备是按照流动性、安全性、收益性的原则来管理，强调流动性。外汇储备的构成是按照优化比例，充分分散化配置的，有美元、欧元、日元等，也有部分发展中国家资产。

易纲委员表示，了解和认识我国的外汇储备结构，可参照我国的贸易结构、投资结构以及支付结构，我国外汇储备的分散化是根据这3大结构进行最优配置。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划分的标准，那些不符合流动性标准或流动性不好的资产被全部扣除在官方外汇储备之外。目前公布的官方外汇储备完全符合流动性标准。今后的外汇储备仍会按照流动性、安全性、收益性原则，继续经营好。

在谈到如何健全中央银行的利率调整和传导机制时，易纲委员表示，首先，要健全和完善央行的政策利率体系，加强对市场利率的引导。“当前中央银行运用公开市场业务操作和存贷款的便利来引导短期市场利率，这些举措能够探索构建‘利率走廊’机制，该机制是中央银行通过提供一个存款和贷款的便利，中央银行定存贷利率区间来调控和引导利率。”易纲委员表示，我国目前还不能完全实行真正意义的“利率走廊”，必须兼顾货币的数量目标和价格目标；其次，要逐步做好央行控制短期利率向中长期传导机制，这需要市场建设及金融机构定价能力，还需要再贷款利率、中期借贷便利的利率等引导中长期利率形成；再次，要完善利率市场风险定价机制。国债收益率曲线是无风险收益率曲线，在国债收益率曲线之上，各种信用债等其他债的风险定价要做好，这样能够健全我国利率收益率曲线体系，充分反映各类风险溢价；最后，在利率市场化新阶段，要通过宏观审慎的评估机制来激励和约束市场定价行为，要特别注意货币政策的数量调控和价格调控协调机制。

常振明委员——

国企改革须遵循“一司一策”

谈到2015年我国国企改革取得的进展情况，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中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常振明表示，2015年以来，国有企业改革在顶层设计和实践方面积极推进。在顶层设计方面，2015年8月《关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指导意见》印发后，又出台了多个配套文件，各级国资委相继出台了一系列指导文件，进行部分国有企业改革的试点。这些指导意见和文件明确了国有企业改革的方向和原则。

“在实践当中，我作为一个国有企业改革的执行者、文件的执行者和实践者，体会到国企改革并非一蹴而就。”常振明委员表示，整体看，每个企业的情况千差万别，国有企业所处的历史、行业、商业模式、面对的外部竞争环境都不同。因此，改革必须遵循“一司一策”原则，根据既定方向和原则，让每个企业根据情况制订自己的改革方案和战略，并确定未来的商业模式。

比如，按功能界定分类，把国企分成商业和公益两大类。相关指导文件出台后，地方国资委及40余家央企都根据自己的情况来制订自己的改革方案。去年国企的改制和重组步伐加快，南车北车、国家核电和中电投、五矿和中冶等10余家央企正在重组合并，说明国有企业改革正按照日程稳步推进，相信能够实现既定的改革目标。

对于国有企业在产能过剩行业里比较集中的问题，常振明委员认为，这些产业的特点是投资大、企业负债高，所以国有企业相对比较集中。

对于国有企业如何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常振明委员表示转变企业的商业模式非常重要。“企业的商业模式是在企业长期发展过程中形成的，过去注重大规模生产，提高产能、提高产量。因为这样做可以减少单位生产成本，提高竞争力。但现在要去产能，需要技术革新，增加产品的质量、品种、附加值，提高经济效益。需要小批量灵活的生产方式来满足不同客户和市场需要。

同时，常振明委员认为，转变商业模式直接涉及国有企业体制机制的转变。改革开放初期我国也是从供给侧入手，通过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投入不变的情况下使农业生产大幅提升。而今天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倡的去产能正好相反，因此必须用改革的方法来推进结构性调整。

许家印委员——

民营企业要做好新时期扶贫

在3月4日民建和工商联的联组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广大民营企业要积极投身光彩事业和公益慈善，自觉履行社会责任”。对此，全国政协常委、恒大集团董事局主席许家印表示，民营企业的发展壮大，得益于党的政策和全社会的支持，回报社会是每个民营企业的责任。

如何做好新时期的扶贫，许家印委员认为要采取“输血”和“造血”的办法。“主要采取以下几个措施：第一，要精准扶贫，精准到户、精准到人；第二，要产业扶贫。民营企业要投入资金、技术、人才，因地制宜地做一些产业脱贫工作；第三，要教育扶贫。广大民营企业要为贫困地区多捐建一些小学、幼儿园、中学以及职业技术学校，来满足贫困地区的教育需求，从根源上让贫困地区的老百姓脱贫；第四，民营企业要为贫困地区的老百姓多捐建一些带产业的新农村。让那些面临路不通、电不通、水不通的村民搬到带产业的新农村里；第五，要就业扶贫。为贫困老百姓提供更多就业岗位，实现‘一人就业全家脱贫’。”许家印委员说。

针对“民营企业家如何看待当前中国经济形势”的问题，许家印委员表示，目前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虽然遇到不少挑战，但经济基本面较好，具有很多发展优势，民营企业家有充分信心，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全国人民齐心协力、同心同德，相信中国的经济会越来越好。“2016年是‘十三五’的开局之年，我们民营企业家非常有信心。”许家印委员表示，今年两会上，习总书记在全国政协民建、工商联界别小组讨论会上的重要讲话，让民营企业家深受鼓舞，增强了预期和信心，相信中国的民营经济必将在经济和社会发展中贡献更大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