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年60岁的可口可乐(Coca-Cola)首席执行官穆泰康(Muhtar Kent)生于纽约，当时他的父亲是土耳其驻纽约总领事。1971年，在土耳其完成高中学业后，他赴赫尔大学(University of Hull)攻读经济学，然后在伦敦卡斯商学院(Cass Business School)读MBA。1978年，穆泰康在亚特兰大加盟可口可乐，然后一路晋升，在美国、欧洲和亚洲业务中担任过多个领导职务。

    穆泰康1999年开始供职于Efes Beverages Group，2005年他重返可口可乐，2008年成为首席执行官，2009年成为董事长。他在全球商界和慈善界十分活跃，并在多个董事会任职，包括特奥会(Special Olympics International)。他已婚，育有两名子女，住在亚特兰大。

    是什么促使您进入商界的？

    随着年龄的增长，我意识到商业和贸易对于日常生活的重要性。我们家在多个国家居住过，商品和服务在个人和企业之间的自由交换让我着迷——双方都能从中受益。考上大学后我仍坚持这种想法。

    在获得经济学学士学位后，您为何决定攻读MBA？

    我总是相信教育以及活到老、学到老的重要性。当我有机会（在伦敦卡斯商学院）读MBA时，我不会放弃这个机会。大学毕业后，我知道自己还有更多知识要学，我很感激自己有机会继续接受正规商学院教育。事实证明，我的MBA学习真的让我受益匪浅。

    卡斯商学院侧重于金融教学，这是否对领导一家顶尖消费品公司有帮助？

    在我心中，要想理解经济的基本要素、创业精神和商业，以及领导任何一家企业持续发展和增长，学习金融是基础。企业领导人绝不能让金钱成为一个抽象概念，在当前的科技之下，这种错误再常见不过了。我总是鼓励我们的员工和我遇到的年轻商人要尊重金钱，总是在口袋和钱包里装上点现金。对我来说，这很重要。

    您从1978年开始为可口可乐工作。您在这家公司的第一项工作是什么？您从中学到了什么？

    加入可口可乐的头9个月，我驾驶着送货卡车穿行于乔治亚州、德克萨斯州、马萨诸塞州和加州。你可以想象，这份工作并不光鲜。我那时清晨4点起床，去超市送货、码货、整理商品陈列。当时，我有时会问自己在做什么，但我现在明白了，它让我对我们的企业有了彻底的、非常基础的了解。到现在，我会抓住所有机会，考察全球市场，与客户接触，确保自己了解销售一线的情况——比如人们是如何选择和购买饮料的。

    您认为什么是可口可乐的关键特点，您希望为它建立一种什么样的价值观？

    作为一家企业，可口可乐的整个体系总是处于最佳状态，因为我们的员工一直保持“建设性不满”。我们渴望改变、增长并将我们的传统发扬光大，这可以追溯到亚特兰大药剂师约翰•彭伯顿(John Pemberton)发明可口可乐的初创时期。自那以来，我们的业绩一直很好，因为我们的员工不满于现状，推动我们在产品、包装、营销、分销、生产等等方面不断创新。我们还必须不断将我们优秀丰富的传统，与21世纪利益相关者的需求成功结合在一起，做到了这一点，我们就将取得成功。

    您的大部分职业生涯都是在可口可乐度过的，但1999年，您成为土耳其公司Efes Beverage Group首席执行官，然后在2005年重返可口可乐。领导另一家公司让您学到了什么？

    领导Efes的一个最大好处是，每天都能站在一家可口可乐装瓶合作伙伴的角度看问题。当你是可口可乐公司的一员时，你可以试着从装瓶公司的视角来看待问题，但这与实际上领导一家装瓶公司是不一样的。当我回到可口可乐时，我能够带来这一宝贵视角。

    在您的职业生涯中，什么是迄今为止商界最引人瞩目的变革，还有，人们对商界领袖的要求有什么显著变化？

    消费者对大型跨国企业的态度出现了巨大转变，尤其是对那些与他们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品牌。二三十年前，人们曾认为企业为一个较为狭窄的利益相关者群体创造价值，包括客户、业务合作伙伴以及股东。如今，我们需要为更多人和更多组织创造价值，从政府和非政府组织、到环境和健康方面的合作伙伴。我们努力对世界产生积极影响，因此正在与企业、政府和公民社会组成的“金三角”合作。

    在商界您有没有学习的榜样，您现在敬佩谁？

    尽管我的父亲是一名外交家，而不是商人，但我仍把他视为一个非常重要的有助于我成长的榜样。无论他被派到哪里，他都能自如应对在世界各地的生活和工作。他强调即使有困难，也要做正确的事情。在我加入可口可乐后，我从同事、上级以及像郭思达(Roberto Goizueta，1980年至1997年担任可口可乐首席执行官)和唐•基奥(Don Keough，可口可乐前总裁、首席运营官、董事，现任投行Allen & Co董事长)这样的领导者身上学到很多。

    郭思达帮助可口可乐为所有利益相关者创造了巨大价值。唐•基奥继续在我们董事会任职，他对于我们的企业和品牌有着无限热情，这种热情感染着我。我的上一任首席执行官内维尔•艾斯戴尔(Neville Isdell)既有振奋人心的口才，又是伟大的倾听者，也是我的挚友。

    最近几年，商学院对道德以及企业和社会责任更加重视了。您是否认为商学院可以也应该教授这些知识？

    纵观历史，商业界一直是推动世界进步的巨大力量，它为人们供应所需的商品和服务、提供就业、创造价值并推动创新。然而，过去20来年，少数不择手段（坦率来说是不道德）的商人损害了商业界在全球人民心中的名誉。以后，商业界（包括商学院）必须努力重建私营部门的名誉，并为我们所有的利益相关者创造价值，从消费者、业务合作伙伴到环境等等。

    您认为理想的MBA毕业生是什么样的，您希望他们具备什么样的素质？

    我认为，完美的MBA毕业生必须拥有几乎永不满足的好奇心和每天学习新知识的渴望。在我们这个时代，年轻一代的商人不论是在迈阿密还是孟买，在利马还是伦敦，必须能够一样轻松自如地工作。最优秀的年轻企业家应对其他人和其他文化真正感兴趣，总是渴望坐下来与他人共餐。商人——特别是那些刚刚开始从商的人们——永远不应独自吃饭。建立并巩固长久的关系非常重要。现在，能够用简明的语言写和说，少用PowerPoint幻灯片，也很重要。

    商学院教育最大的弱点在哪里？

    与其说是一种弱点，不如说是一种结构上的现实，但一旦年轻企业家和商人离开校园进入市场，他们通常会学习到很多新的东西。现实世界会不断增加我们的商业知识，甚至在我们拥有几十年经验的情况下也是如此。

    在您的职业生涯中什么最让您高兴，为什么？

    我很感激自己有机会参与到这个不断发展之中的市场和社会中来。上世纪90年代就是这样。当时我在多个前苏联国家工作，它们正在接受自由市场和更大的政治自由。去年，可口可乐时隔60年重返缅甸时，我也是同样的感觉。亲身经历发生在那里的积极变革感觉很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