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钟表大亨李秀恒公司会客室的墙上，挂着多份用相框装帧起来、有些泛黄的旧港报版面，其中一幅1988年的老照片展示了当年首次在深圳举办钟表展览会的盛况。以香港表厂商会代表身份与会的李秀恒在剪彩仪式上高举着深圳业者送予的一艘帆船模型，寓意香港同业生意“一帆风顺”。

香港钟錶大亨李秀恒近日接受中新社记者专访。 中新社记者 谭达明 摄

    近日接受中新社记者专访时，李秀恒忆述，那次展览会的意义就在于让两地业者互相结识，为往后的业务合作奠定基础。

    展会前一年，李秀恒自主创业的金宝集团在香港成立。上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内地市场的主流还是机械表，港产电子手表及石英行针表等尚属新鲜之物，而同时代的香港正值电子表生产高峰。

    李秀恒至今仍对当年展会中，内地人对香港钟表的兴趣印象深刻：由于当时内地物资缺乏、消费力相对疲弱，入场参观者大多只能观看、很少购买，介绍香港钟表的宣传单目录则被蜂拥的参观者一抢而空。

    眼见内地消费者对港产钟表热情高涨，李秀恒认为，作为黄皮肤、黑头发的中国人，要在自己国家才有条件完全发挥自己的优势；加上改革开放早期，国家需要投资、需要技术、需要就业。所以，他义无反顾决定去内地设厂。

香港钟錶大亨李秀恒近日接受中新社记者专访。 中新社记者 谭达明 摄

    上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正是香港表厂北移内地的高峰期。

    李秀恒的表厂地址最初选在深圳坪山区。那时的坪山区周围都是田地，交通极为不便。为了把表厂所需设备运到厂内，李秀恒颇费周章。他雇人将工厂设备放在自行车后边，然后工人一辆一辆地将自行车推进去。

    李秀恒后来又进一步选址东莞设厂。不过初期的厂房环境依然简陋，时有停水停电，这些困难条件也是当年大量进军内地港商所共同面临的常态。

    他们带去资金、技术、管理经验，也培训招来的当地工人，收获的则是业务的长足发展。

    “工厂可以搬去内地，有很大的厂房，还有很庞大的劳动力，这个局面使我们能够拼命地接订单、没有后顾之忧了。”李秀恒说。

    他认为那是一个突飞猛进的时代。“内地的改革开放，这个非常关键，给我们提供很好的背后的支持。”李秀恒补充道，改革开放给当时正值市场膨胀但无地生产的香港钟表业提供大量土地和人力资源，内地出厂的钟表之后经香港大量转口至欧美市场。

    与此同时，内地的钟表内销市场也逐步向港商开放。当年公司需要经过审批申请才能内销，出口与内销的比例也有严格控制，最开始是出口占九成内销只能一成，这个限制比例后来逐年开放，至今已完全没有限制。

    乘着改革开放的东风，李秀恒的钟表生意从起步走向稳定、最终发展壮大。

    约在2002年，他觉察到钟表业的再次变化。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内地国营、民营企业崛起，内地同业的产品可以自己打开内地市场，也可以出口至海外市场，他们与香港钟表商形成激烈竞争。李秀恒于是决定将公司的钟表业务逐渐转型至高端方向，并开始拓展钟表本业以外的商业版图。

    以亲身经历见证内地改革开放进程的李秀恒谈及两个“翻天覆地”的变化。一是公司设厂之地深圳坪山区以及东莞，从过去的一无所有变成如今大桥林立、公路畅顺；二是内地包括电力供应在内的很多配套措施从短缺到充足，有优秀项目还可以申请政府的科技基金，内销市场也愈加宽广。

    李秀恒一直认为，香港应该发挥自身的长处，为国家改革开放和发展作出贡献。回归以前，自己下定决心去内地设厂如是；回归后十年，两地经济发展“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如是；近十年，香港发挥“一国两制”等优势，配合内地经济形势发展自己，也如是。

    “有人说香港空洞化，我是绝对不同意。香港是多姿多彩的，没有空洞。”他说，作为国家的一部分，香港不能什么东西都做，但配合好国家，香港就绝对会成功。(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