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考古出土的玻璃器可以看出，中国古玻璃一直存在着两个系统：进口玻璃和国产玻璃。进口玻璃多通过陆路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而来。图为内蒙古奈曼旗辽代陈国公主墓出土带柄乳丁玻璃瓶，具有伊斯兰风格。

　　中国国产玻璃的产生和发展与东西文明的交流和碰撞相关联。虽然在古代，玻璃没有发展为中国主要的手工业，但中国玻璃具有很强的传统文化印记，产品清新独特，是世界玻璃史上的一枝奇葩。

　　蜻蜓眼与仿玉玻璃：中国早期玻璃的生产

　　中国历史上有多种重要发明，如制瓷、造纸、指南针、火药、印刷术等，对世界文明的进程贡献巨大。然而，玻璃这种人工材料却不是我们最早发明的。根据考古发现，世界最早的玻璃诞生在公元前2300年的美索不达米亚，即今天的伊拉克和叙利亚地区。玻璃诞生后，经过上千年的磨炼，才从制作小件的玻璃饰品，发展到制作玻璃容器。

　　与西亚玻璃相比，中国玻璃出现得较晚。春秋末战国初，西亚的玻璃珠饰经过中亚游牧民族的中介，作为贸易品进口到中国的中原地区，最为典型的是西亚的玻璃蜻蜓眼。春秋末期的河南固始侯古堆1号墓、洛阳中州路西工段M2719出土的玻璃蜻蜓眼和战国早期的湖北随县曾侯乙墓出土的玻璃蜻蜓眼，很可能是西亚的舶来品。到战国中晚期，中国已经能够制造外观上与西亚玻璃相似，而成分又完全不同的玻璃蜻蜓眼和管饰。西方的玻璃多用苏打做助熔剂，称之钠钙玻璃，中国可能由于缺少苏打资源，最早生产的是铅钡玻璃。中国战国时期的玻璃蜻蜓眼和管纹饰色彩艳丽，尺寸较大，几何图案丰富多变，是世界上最漂亮的玻璃珠管。在湖南、湖北、河南等地的考古发掘中，都有大量的发现。

　　中国玻璃的诞生可能受西亚影响，但是新建立起来的玻璃业很快就与中国的文化传统相融合，生产玉的仿制品。中国人对玉这种天然材料，有一种极浓厚的偏爱。古代人相信玉可以使尸体不朽，因此有些玉器是专门为保存遗体而制造的，称为“葬玉”。葬玉在汉代玉器中占很大比例，主要有玉衣、九窍塞、玉琀和握玉等。作为玉的代用品，玻璃衣、玻璃九窍塞、玻璃琀和玻璃“握玉”也都出现了。玻璃璧是玉璧的代用品，自战国中期在湖南地区就广泛地用于丧葬。玻璃璧在西汉时期还继续使用。陕西兴平茂陵附近出土的一块西汉玻璃璧，直径达23。4厘米，重达1。9公斤，可称为玻璃璧之王了。

　　汉代的玻璃容器也已开始生产。徐州北洞山西汉楚王墓（公元前128年）出土了一批玻璃杯，共16件，其中两件比较完整。杯身呈直筒形，平沿、直壁、平底。玻璃呈淡绿色不透明，内含小气泡，铸造成型。玻璃杯淡绿色半透明的质地，与天然玉很相像，因此在原发掘简报中被误称为“玉杯”，可见汉代玻璃仿玉已达到了以假乱真的程度。河北满城西汉中山靖王刘胜及其妻窦绾墓出土了3件玻璃容器，工艺相当精美，其中两件为玻璃耳杯，一件为玻璃盘。耳杯和盘的玻璃质料相同，都为翠绿色，微有光泽，呈半透明。2009~2011年，江苏盱眙大云山汉墓的考古发掘中出土了22件玻璃磐，其尺寸与石磬相仿。汉代就能够制造这样大型的玻璃器，令我们对当时玻璃制造业的规模和技术刮目相看。

　　汉代的文献中已有玻璃制造的明确记载。东汉王充的《论衡·率性篇》：“道人消烁五石，作五色之玉，比之真玉，光不殊别。”“五色之玉”，就是指汉代的仿玉玻璃。作为玉的仿制品，其价值自然低于玉，也不为上层社会所重视。这种观念受到了从罗马进口到中国的玻璃的挑战。

　　手持玻璃容器和花环的埃及人肖像，公元220年罗马时期。公元前27～公元496年，罗马成为版图囊括地中海沿岸的大帝国。玻璃业是罗马帝国的主要手工业之一。罗马玻璃输入中国的年代可能早到西汉中期。

　　罗马玻璃随丝绸之路输入汉代中国

　　公元前1世纪末，罗马成为版图囊括地中海沿岸的大帝国（公元前27~公元496年）。玻璃业是罗马帝国的主要手工业之一。在罗马帝国统治的500年里，玻璃器数量之大，品种之多，质量之精，在世界玻璃史上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罗马玻璃输入中国的年代可能早到西汉中期。广州市横枝岗的西汉中期墓曾出土了3件玻璃碗，这3件玻璃碗的器形、颜色完全相同，都是深蓝紫色，半透明，平底直口；模制成型，外壁经过打磨，口沿下刻有一道阴弦纹，内壁光滑无痕。1981年，江苏邗江甘泉2号汉墓（公元67年）出土了3块玻璃容器的残片，为紫红色和乳白色相间的马赛克（Mosaic）玻璃，外壁有模印的辐射形竖凸棱作为装饰，将遗存的这3块玻璃残片复原的器形是钵。这种带竖凸棱条装饰的钵的器形在我国很罕见，而在公元前后1世纪的地中海沿岸非常流行。

　　广州和江苏邗江的罗马玻璃可能是通过海路输入的。公元前1世纪的一位希腊人周航红海、波斯湾、印度半岛东西两岸，写下《爱利脱利亚海周航记》。书中记载了中国的位置和物产，也记载了地中海沿岸的玻璃器东运的情况。在东西海路交通的重要港口——印度半岛的本地治里出土了公元1世纪的罗马玻璃残片，文献和出土实物都说明最迟在汉代，东西两大文明间即存在着海路交通。

　　1987年洛阳一座东汉墓出土的一件缠丝玻璃瓶，圆锥形瓶身，长颈，口沿外展后内折成平唇。这种玻璃瓶最早出现于公元1世纪30年代，持续到公元1世纪末或公元2世纪初，来自罗马帝国的地中海沿岸。这种玻璃瓶不仅在器形上与中国传统器形不同，而且使用了与中国汉代玻璃器截然不同的成型方法——吹制法。玻璃吹制成型法是充分利用液态玻璃在温度下降时逐渐变硬直至固态的特殊性质而发明的一种成型方法。在玻璃吹制成型法发明前，任何其他材料都没有采用过这种方法。吹制法最早出现在公元前1世纪中叶的地中海东岸，是罗马玻璃对世界玻璃发展史的最重要的贡献之一。

　　广东广州市横枝岗西汉中期墓出土的罗马玻璃碗。

　　河南洛阳的一座东汉墓出土的缠丝玻璃瓶。这种玻璃瓶不仅器形与中国传统器形不同，其成型方法也和中国汉代玻璃器截然不同，它是采用吹制法制作成形的。

　　罗马玻璃瓶出土于洛阳东汉墓并不偶然。洛阳是东汉的首都，东汉时期，很多中亚人在洛阳定居。著名的佛经翻译家支谶就是中亚的月支人，安志高则是来自伊朗高原的安息人，他们都在洛阳从事了多年的翻译佛经工作。1979年，前苏联考察队在古代大夏境内发现一处埋藏有黄金艺术品的贵族墓地。墓地位于阿富汗北境席巴尔甘东北5公里处，墓中出土的黄金艺术品多达两万余件，还随葬了古代罗马、安息、天竺、斯基泰和西汉的大批艺术品。其中有两件玻璃瓶，与洛阳出土的罗马玻璃瓶很相似。由此看来，洛阳发现的罗马玻璃瓶很有可能是通过丝绸之路输入的。

　　江苏南京象山7号墓出土玻璃磨花筒形杯。魏晋南北朝时期，罗马玻璃输入到中国的品种和数量都有增加。在南朝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南京附近，比较集中地出土了进口的罗马玻璃。

　　辽宁北票北燕冯素弗墓出土玻璃鸭形器，一件造型极为别致的罗马玻璃器

　　罗马玻璃壁薄质轻、晶莹透明，是国产仿玉玻璃无法相比的。罗马玻璃的出现，对国产仿玉玻璃产生了致命的冲击，这种来自异域的玻璃器成为上层社会的时髦追求。

　　魏晋南北朝时期，虽战火纷飞，民不聊生，但世家大族占有大量的土地和财富，奢侈成风，互相斗富。在“斗富”中要向对方陈列出自己的宝物，以显示自己的地位和财富，西方进口的玻璃器便是宝物中的一项。北魏的文献《洛阳伽蓝记》记载：“而河间王琛最为豪首”，“琛常会宗室，陈诸宝器......自余酒器，有水晶碗、玛瑙琉璃碗、赤玉卮，数十枚。作工奇妙，中土所无，皆从西域而来”。这里清楚地记载了从西方进口的玻璃碗，是北魏王琛显示其豪富的宝器之一。

　　魏晋南北朝时玻璃容器被视为宝物，可能是由于那时人们已经充分认识到西方玻璃的艺术价值，特别是晶莹透明的性质，是其他材料都难以比拟的。这个时期有不少诗文赞扬玻璃器的美丽，其中最著名的是西晋诗人潘尼的《琉璃碗赋》。这首赋中写道：“光映日耀，圆成月盈。纤瑕罔丽，飞尘靡停。灼烁旁烛，表里相形。凝霜不足方其洁，澄水不能喻其清。刚坚金石，劲励琼玉......”充分地赞美了玻璃碗作工精良、透明度很强的特性。《世说新语》也曾记载：“王公与朝士共饮酒，举琉璃碗，谓周伯仁曰：此碗腹殊空，谓之宝器，何耶？答曰：此碗英英，诚为清澈，所以为贵耳。”

　　西晋鱼豢的《魏略》记有：“大秦国出赤、白、黑、黄、青、绿、缥、绀、红、紫十种流离。”大秦就是当时文献中对罗马帝国的称呼。魏晋南北朝时期，罗马玻璃输入中国的品种和数量都有增加。在南朝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南京附近，比较集中地出土了进口的罗马玻璃。南京象山7号墓出土两件玻璃磨花筒形杯。玻璃杯外壁附着一层白色风化层，玻璃无色透明，泛黄绿色，气泡较少、较小；口缘下及底部磨有椭圆形花瓣纹，腹部有七个大纵椭圆形纹。另一件玻璃杯已压碎，但器形、质料均与上件相似，只是颜色稍深，呈浅黄褐色。象山7号墓位于东晋门阀豪族琅琊王氏家族墓地内，推测是东晋初年王廙的墓葬。如果推断无误，这两件玻璃杯的年代可定为公元322年之前。此外，南京石门坎六朝早期墓出土的多块玻璃残片，南京大学北园东晋墓出土的玻璃片和南京北郊东晋墓出土的浅黄绿玻璃片等都采用了罗马工匠熟练掌握的磨花技法。

　　中国北方也发现了罗马玻璃。最引人注意的是辽宁北票北燕冯素弗墓（公元415年）出土5件玻璃器，有鸭形器、碗、杯、钵和1件残器。其中最为精美的是玻璃鸭形器，基本完好无损，仅尾部稍残，玻璃为淡绿色透明，内含小气泡。在河北景县北魏封氏墓群中出土了4件玻璃碗，现存两件，其中淡绿色波纹碗出土于祖氏墓。与祖氏墓波纹碗装饰技法相似的玻璃器，国外发现较多，如黑海北岸5世纪的罗马遗址出土过许多波纹、网纹玻璃残片，俄国南部还出土过一件完整的波文高足杯。

　　位于波斯波利斯大流士宫殿上的浮雕，描绘了一场祭祀活动，波斯萨珊文明，伊朗公元5世纪

　　萨珊玻璃输入魏晋南北朝

　　魏晋南北朝时期，进口到我国的玻璃器中有相当一部分来自伊朗高原。伊朗高原的玻璃制造业历史悠久，公元前一千纪前后，在两河流域的影响下已开始生产玻璃珠饰等。公元1世纪开始生产吹制玻璃器皿。公元3～7世纪是伊朗高原玻璃业最为兴旺发达的时期，除了生产大量玻璃珠饰、纺轮外，还制造精美的高级玻璃器皿，供上层社会享用和出口。由于这个时期主要是萨珊王朝统治，一般将它们简称为萨珊玻璃。萨珊玻璃器皿造型浑朴，喜欢用连续的圆形作为装饰，与萨珊时期流行的联珠纹相似。萨珊玻璃工艺继承了罗马玻璃工艺的特点，特别是发展了冷加工的磨琢工艺，在玻璃碗上磨琢出凹球面或突起的凹球面，形成一个个小凹透镜。透过碗前壁的凹球面装饰，可以看到后壁的数个小圆形装饰，充分表现出玻璃变幻莫测之美。

　　北京西晋华芳墓出土的乳突玻璃碗应来自伊朗高原。这件碗圜底、球腹、颈部微收、侈口。腹部有10个椭圆形乳钉作为装饰，乳钉列为一排；乳钉不很规整，一般高出碗外壁5毫米；底部有7对突起的刺排成椭圆形，刺高两毫米，这些刺既是装饰又是足，能使圜底着地平稳。墓主人华芳是西晋幽州都督王浚的夫人，葬于永嘉元年（公元307年）。当时的幽州都督统管着河北北部和辽宁，华芳作为都督夫人，才有可能获得来自伊朗高原的玻璃器。

　　湖北鄂城五里墩121号墓出土了一件玻璃碗。这件圜底玻璃碗腹部有四排磨花，磨花为椭圆形稍内凹的小平面，底部也有一圆形内凹的磨花。鄂城121号墓是西晋（公元265～316年）墓葬，其年代不会晚于4世纪初，因此这件玻璃碗是最早输入东方的萨珊玻璃之一。

　　最漂亮的一件磨花玻璃碗出土于江苏句容春城刘宋时期一座墓葬，墓主人为刘宗，埋藏的年代为元嘉十六年（公元439年）。这件碗的器形为侈口、颈微收、球腹、圜底，口径8。5厘米、腹径9。1厘米、高6。3厘米。腹部有六排小凹球面作装饰，由于六排小凹球面有规律地相互错叠，所以从正面看不是成排的联珠纹，而是由小六边形构成的龟甲纹。碗的底部也有一个外缘呈五边形的凹球面。这件玻璃碗无色透明，几乎不含任何色调，内含气泡少而小，像水晶一样洁净晶莹，说明玻璃原料经过精选，熔制温度比较高。碗壁较薄，器型规整，可能是由模吹制法成型的。碗的腹部和底部的纹饰都是采用冷加工工艺，磨琢抛光而成的。其器形与湖北鄂城五里墩121号墓出土的玻璃碗一样，腹部的纹饰则与日本奈良正仓院藏的白琉璃碗相仿，都是小凹球面互相错叠，构成六边形的龟甲纹，是伊朗高原萨珊王朝的典型产品。

　　山西大同市南郊北魏时期墓葬M107中出土的玻璃碗也是典型的萨珊玻璃。由拓跋鲜卑建立的北魏，统一北方各国，成为第一个可以和南方汉族政权对峙的少数民族政权。山西大同是北魏前期的首都平城的所在地，北魏政权在平城近百年的经营中，大力学习汉族文化，并占领控制了河西地区，使丝绸之路向东延伸到平城。依据出土的陶器和墓葬形式，M107的年代应早于孝文帝执政，即不晚于公元5世纪中叶。在大同北魏时期的贵族墓葬中出土萨珊玻璃说明北魏与西亚关系相当密切。

　　萨珊玻璃精品中还有一种是高浮雕的玻璃。这种高浮雕的玻璃精品也有在中国发现。1983年秋，宁夏固原县北周天和四年（569年）李贤夫妇墓出土了一批珍贵文物，其中包括一件完整的高浮雕玻璃碗。这件玻璃碗与同墓出土的鎏金银胡瓶为东西贸易史的研究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西方玻璃技术的采用

　　与进口的罗马玻璃和萨珊玻璃相比，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国产玻璃器发现的不多。看来，汉代建立起来的较大规模的以铸造成型为主的铅钡仿玉玻璃业在社会大动荡中已经衰亡。北魏时期，出现了一批采用吹制成型的国产玻璃容器，这一新的玻璃成型工艺的采用，与东西文化技术交流的大环境是分不开的。

　　河北定县北魏塔基石函（公元481年）出土了7件玻璃器皿，从这一批器皿的玻璃质量和制作工艺来看，可能属于同一个来源。其中玻璃钵的制作工艺水平最高。其中一件为天青色透明，气泡较多，表面附白色风化层，敛口圆唇，鼓腹，圜底。另两件玻璃瓶也为天青色透明，器壁特别薄，约0。1厘米，有密聚的气泡，器壁附白色风化层，小口圆唇，短颈，鼓腹圜底，其中一个有圈足。葫芦形小玻璃瓶3件，浅蓝色透明，腹作球形，上有长颈，颈口捏弯成短勾状。残器一件，天青色透明，气泡多，平底，器壁内敛，可能是盂类。

　　河北定州静志寺塔基出土的伊斯兰刻花玻璃瓶

　　这几件玻璃器都采用吹制成型法，钵的口沿采用了烧口技术，瓶子的口沿似内卷成圆唇，缠贴玻璃条为圈足，这些玻璃技术都是罗马玻璃和萨珊玻璃的传统技术，我国北魏以前出土的玻璃器上从未采用过这些技术，但北魏以后却一直沿用下来。这几件器物虽采用了西亚的玻璃工艺，但掌握得并不纯熟。7件器物中6件是小型器，器形简单，也不很规整，玻璃含密聚的气泡，与西亚的玻璃产品有较大差距。从器形上看，钵、瓶和葫芦瓶都是我国传统器形。这7件玻璃容器采用的吹制成型法，可以看作是罗马玻璃技术向东传播的结果。

　　《北史·西域传》中的一段记载非常引人注目：“〔魏〕太武时，其国（月氏）人商贩京师，自云能铸石为五色琉璃。于是采矿于山中，即京师铸之，既成，光泽乃美于西方来者。乃诏为行殿，容百余人，光色映彻，观者见之，莫不惊骇，以为神明所作。自此，国中琉璃遂贱，人不复珍之。”关于这一段记载，有不同的理解。有的人认为是指中亚的月氏人到北魏首都平城（现在的山西大同市），制造带釉的砖瓦，即琉璃砖瓦，因为魏世祖“诏为行殿”，应是一种建筑材料。笔者认为这里所说的琉璃，可能是指玻璃器物。近年，在大同的北魏墓葬考古发掘中，又多次发现吹制成形的国产玻璃器，为中亚人在大同制造玻璃提供了证据。

　　伊斯兰玻璃在中国的发现

　　伊斯兰玻璃在世界玻璃历史上起了承前启后的重要作用。当罗马帝国衰亡、欧洲进入中世纪的“黑暗时代”，伊斯兰阿拉伯于公元7世纪统治了地中海东岸，继承了已经衰败的玻璃业，使罗马玻璃的精湛技术免于失传。在以后的800年中，伊斯兰玻璃始终持续发展，并于14世纪将玻璃制造技术反传回意大利的威尼斯。众所周知，现代玻璃是从威尼斯玻璃发展而来的。伊斯兰玻璃除了继承罗马玻璃的技术外，在玻璃装饰技术上也有所突破。金属光泽彩绘和釉料彩绘是伊斯兰玻璃的创新。此外，伊斯兰玻璃在马赛克、刻花、刻纹、热塑、模吹、镀金等工艺上都有所发展。

　　伊斯兰的玻璃在宫廷中被广泛使用

　　近几十年在中国考古发掘中出土的伊斯兰玻璃给世界伊斯兰艺术史的学者们以极大的惊喜。1980年之前中国就有河北定县静志寺塔基（977年）、浙江瑞安慧光塔（1034年）和安徽无为舍利塔（1036年）出土过伊斯兰刻花玻璃瓶。20世纪80年代是我国伊斯兰玻璃发现最为丰硕的年代。1987年，陕西扶风法门寺地宫出土了18件精美的伊斯兰玻璃容器，下限为公元974年；1986年内蒙古奈曼旗辽代陈国公主墓（1018年）出土7件伊斯兰玻璃器；1983年天津蓟县独乐寺白塔塔身（1058年）发现伊斯兰刻花瓶。1990年扬州城考古队发掘了一处唐代中晚期住宅遗址，出土了一批伊斯兰玻璃残片。20世纪末21世纪初，伊斯兰玻璃器在中国不断有所发现。辽宁朝阳北塔在修塔过程中发现了伊斯兰玻璃中罕见的瓶中瓶。2003年，内蒙古通辽市科尔沁左翼后旗吐尔基山辽代墓的发掘，发现了一件完整高柄玻璃杯。2007年，对内蒙古巴林左旗辽代祖陵1号陪葬墓的发掘中，出土了一批玻璃残片，其中一件蓝色玻璃碗可以修复，为进口的伊斯兰玻璃。辽塔辽墓出土的伊斯兰玻璃器为辽代早期与西亚的交通提供了考古学的证据，也就是说为10世纪初丝绸之路草原线路的重启提供了证据。

　　2003年在广州市东南15公里的小谷围岛发掘了南汉王朝的两座帝陵。其中一座可以确认是南汉开国皇帝刘？的陵墓——康陵。该墓出土了玻璃残片一百余件。这批玻璃残片仅有一件修复复原，为绿色玻璃瓶。高12厘米，口径5。2厘米；绿色透明，玻璃内含较多气泡；侈口、圆唇、短颈、折肩、收腹；腹部到颈部装饰有11个竖棱条。在已知的考古发掘和博物馆收藏中，还没有见到与此完全一样的玻璃器，但是伊斯兰玻璃中却有相似的器形和相同的装饰。康陵出土的直口鼓腹玻璃瓶和侈口长颈鼓腹玻璃瓶也是伊斯兰玻璃器的常见器形。分析这批玻璃残片的制作工艺和化学成分，可以得出康陵玻璃是伊斯兰玻璃的结论。

　　南汉康陵出土的伊斯兰玻璃是对历史文献很好的印证。广州自先秦时代便是海上交通的重要港口。自汉至唐，广州在中国海上交通和贸易的地位越来越重要。唐代宗视琉璃盘为珍宝的故事也发生在广州。代宗大历八年（773年），路嗣恭前往广州平叛哥舒晃叛乱。广州平定后，路嗣恭贡献给唐代宗一个玻璃盘，直径九寸，代宗以为这么大的玻璃盘是天下至宝了。不久，宰相元载获罪，代宗派人查抄了元载的家，抄出一个直径达一尺的玻璃盘，这个玻璃盘也是路嗣恭平定岭南后送给元载的。代宗发现路嗣恭把最大的玻璃盘没有贡献给自己而献给了宰相，心中非常不快。路嗣恭在广州得到的玻璃盘，应是从阿拉伯帝国运来的西方玻璃，正因这种玻璃盘在中国很难得到，所以代宗“以为至宝”。

　　广州南汉康陵出土的绿色玻璃瓶。在中国已知的考古发掘和博物馆收藏中，还没有见到与此完全一样的玻璃器，但在伊斯兰玻璃中可见相似的器形和相同装饰。

　　由于在中国发现的伊斯兰玻璃器数量很多，有可靠的年代和出土地点，多是精品，我国已经成为产地之外的最重要的伊斯兰玻璃发现地之一。

　　从考古出土的玻璃器可以看出，中国古玻璃一直存在着两个系统：进口玻璃和国产玻璃。这两个系统的玻璃不仅存在于隋唐之前，也存在于隋唐之后。通过陆路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从西方进口的玻璃器一直是中国上层社会竞相追逐的时尚奢侈品。中国国产玻璃的产生和发展与东西文明的交流和碰撞相关联。虽然玻璃在古代没有发展为中国主要的手工业，但是中国玻璃具有很强的传统文化印记，产品清新独特，是世界玻璃史上的一枝奇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