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邹蕴涵

本次金融危机不仅仅是一次单纯的金融领域危机，更是一次导火索，将世界经济发展中的若干问题直接爆发出来，让全球宏观经济进入了重新整合、再次出发的阶段。与大萧条相比，这次金融危机的政策救市还是相对及时的、效果显著的，没有造成如大萧条那样惨痛的后果。但是，这次金融危机绵延更久，至今仍不能说全球经济彻底走了出来，经济增长的反复性、脆弱性好像更明显。在这样的背景下，我国宏观经济发展也进入了新阶段。我国宏观经济增长出现了若干根本性变化，认识到这些根本性变化，才能更好的认识目前的状况。

一、劳动年龄人口下降

一国经济增长的关键要素有劳动力、资本、技术等，其中，劳动年龄人口影响最大。国际上一般把15-64岁列为劳动年龄人口，在我国，按照一般退休年龄来看，男子16岁-60周岁，女子为16岁-55周岁都为劳动年龄人口。按照统计局的数据，中国16-59岁人口比例在2013年末为67.6%，2014年末下降到67%。统计年鉴里，15-64岁人口比例在2010年达到顶峰74.5%，之后逐步下降，2014年降至73.4%；0-14岁人口比例几乎是一路下降，到2014年降至16.5%；65岁及以上人口比例稳步上升，到2014年末升至10.1%。我国经济中青壮年劳动力及幼少年比例在下降，老龄化人口比例在上升，这带来了供给和需求两方面转变。

在供给端，无论根据哪一个宏观经济增长模型，经济中适合工作的劳动力绝对量在减少时，劳动力市场的供给下降，一个社会中消耗的力量逐步强过生产的力量。在需求端，老龄人口的比例提高会抑制投资需求的增长。原因在于劳动年龄人口下降意味着，假设其它条件不变，资本的边际产出率下降，从而投资回报率下降。另一方面，消费需求倒是不会将老龄人口作为一个负面影响，理论表明，老龄人口作为纯消费者，将会带来消费需求的增长。不过，美国的一些研究表明，人一生的消费高峰期是在中年（大概30-40多岁），而并没有发生在老龄化时期。因此，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可能带来居民消费需求的变化。

总之，人口结构的变化会在中长期带来经济增长的一些根本性变化。这些变化基本起始于2010年之后。

二、土地高溢价增加全社会成本

在现代宏观经济增长模型中，土地从来都不属于被着重考虑、分析的因素，一般假定土地供给是不变的，这个因素被当作背景资料似的存在。这种通常的忽略跟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方式有很大关系。在古典经济学时期，农业生产还是一个国家赖以生存的支柱产业，研究土地与研究劳动力、资本一样，非常重要。进入现代资本主义后，资本成为经济中关键的力量，制造业成为经济增长的支柱，从而研究资本、劳动力和技术进步更符合实际需要，而土地的重要性降低了，它仅仅是一种供给缺乏弹性的生产性资本。

但是，在我国，土地不能只被看成是一种普通的、无需多加研究的生产性资本。特殊的土地所有制度在土地供求市场上形成了单方面绝对供给垄断，每年各地基本都有土地出让计划，基本敲定了本年度内的土地供给量。土地市场上的供给不足加上行政性拍卖制度的设计，地价高涨不再是新闻，土地出让金成为每个地方政府最可靠的金库。土地供求市场上形成的高溢价提高了全社会多个行业的成本，无论是生产成本还是生活成本。

进一步来看，高涨的地价对经济最严重的影响可能不在于房价太高带给普通大众生活负担，而在于把土地溢价作为成本渗透到经济增长的方方面面，成为整个经济发展的高额成本。这种成本可能在某种程度上扭曲了经济结构，影响了部分经济部门的成长。这种影响，在最近五年也是越来越显性化的。

三、产业结构趋于“软化”

三次产业构成在2012年发生了重要变化，二产增加值比例已经在2012年首次被三产超出，2014年下降至42.7%，三产增加值比例升至48.1%，整个经济“软化”过程正在继续。三次产业对GDP的拉动作用构成在2013年发生转折。之前二产的拉动效应更强，三产次之。在2013年，二产与三产对GDP的拉动都是3.7个百分点，首次持平。2014年，三产的拉动效应第一次超过了二产，达到3.5个百分点，2015年预计将延续这种趋势。三次产业对GDP的贡献率在2014年发生了重大变化。之前二产贡献率占绝对优势的局面发生扭转，其贡献率从2011年的51.5%下降至2014年的47.1%；同时，三产贡献率从2011年的44.3%上升至2014年的48.1%。一产的GDP贡献率始终在百分之四左右，基本稳定。

在经济下行压力较大的时期，二产增长是更为困难的，特别是采掘业、建筑业和部分制造业都在经历着化解产能、重找出路的过程。倚重基础资源性行业和基础装备制造业的东北经济还在不停的下探，经济增速全国倒数就是这种艰难日子的直接反应。

与之相对，三产发展状况明显更为乐观。无论是交通运输、批发零售、住宿餐饮、金融等行业增加值构成比重都是在不断增加的，虽然绝对值上还无法与二产相比，但是其发展速度还是相对较快的。同时，第三产业由于本身劳动密集型的特点，对就业产生了积极影响。在经济下行压力较大的时期，服务业以较高的就业吸纳弹性保持了就业的稳定增长，弥补了二产艰难发展带来的潜在失业风险，提高了就业形势对经济波动的容忍度。

四、投资需求趋于疲软

2007年金融危机时期的四万亿计划将我国的投资需求带到了一个新高度，无论是投资增速还是投资对GDP的贡献率，或是投资对GDP的拉动能力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投资成为我国GDP增长的第一抓手。但是在四万亿计划以后，投资增速节节下滑成为“新常态”。2010年投资实际增速为12%，到2014年已经下降至7.2%；投资中占最大比例的固定资本投资增速也已经从2010年的18.5%下降至2014年的7.1%。基建投资、房地产投资和制造业投资都进入了较为低迷的阶段。原因是多方面的。

无论是全球还是具体到我国，投资需求相对于之前全球经济“大缓和”时期来讲表现较为低迷，实体经济缺乏具有吸引力的高回报项目。第一，由于人口结构变化，资本由相对稀缺进入相对过剩的状态，资本边际回报下降，资本回报率下降；第二，主要出口国经济复苏较为脆弱带来出口企业经营困难，重工业企业产能过剩积累现象没有根本性好转，企业盈利状况每况愈下，企业内生投资能力下降；第三，经营环境更为复杂、宏观形势下行压力加大带来银行风险偏好趋于保守，惜贷现象越来越严重，企业陷入了融资困难而没钱可投的境地。于是，实体经济的投资需求较为疲软。

五、消费需求增长稳定

这里的消费就主要看居民消费。阻碍消费需求释放的主要因素在最近几年没有根本性好转但也是在不断进步的，包括收入增长、社会保障、消费品生产创新、金融市场发展水平、消费市场环境建设等。目前，消费进入了新结构升级期的蓄积能量期，食品类消费、非食品类传统消费和新兴消费三分天下局面已经形成。农村消费市场的拓展速度在互联网技术的帮助下，远超过去，过去由于消费硬件设施影响的农村消费已经开始快速增长，特别是手机移动端购物。

六、货币政策发生转向

目前，我国的货币政策已经出现了明显转向，过去主要依靠降息降准的“全面放水”货币政策正在悄然改变。第一个变化是从数量型到价格型。之前央行一直盯住货币量（M2）来进行调控，随着国债市场、货币市场的不断完善，利率形成机制已经日趋完善，不同期限的利率结构更为丰富和可靠，货币政策的利率传导机制日趋通畅。所以，单纯盯住M2的做法正在逐渐被盯住利率变动的做法来替代。第二个变化是从总量型转向结构型。从本质上看，货币政策同财政政策一样，具有总量调节和结构调节的功能，只不过与财政政策直接指定资源配置去向相比，货币政策的结构调节功能更为隐蔽，更多是通过信贷投放、差异化定价来实现调结构的目的。央行推出的PSL\MLS\SLF，都是实现结构性调节目标的新工具，再加上定向降息降准，我国央行从“全面放水”到结构调节的转变意图已经较为明确。

发生货币政策转型的原因在于经济结构失衡的矛盾已经累积太深，传统“全面放水”的做法已经不能有效实现货币政策意图，甚至会出现催收资产价格泡沫的负面影响。一方面，外汇占款带来被动投放货币的情形已经发生了根本性转变；另一方面，利率双轨制催生的影子银行为资金空转、不去实体经济提供了更为隐蔽的场所，所以，货币政策必须出现变化。

七、金融改革步伐加快

利率市场化进程只差最后一步，完全放开存款利率；资本项目开放还在推进，目前定的调子是首先在上海自贸区开放，上周开始把国务院通过的通知下发，还是从试点到局部再到整体；人民币国际化准备要迈出关键一步，今年IMF已经给出了人民币加入SDR的第一份评估报告，如果在它提出的方面做出积极回应和修正，那么明年可能就可以加入了；汇率制度安排有了新变化，8月11日，央行推出完善人民币汇率中间价报价机制，这也是对IMF评估报告的积极回应；一些金融市场的建设已经推开，最主要的是人民币在岸市场的建设，如果实现汇率自由浮动，那么就必须有自己的在岸汇率形成市场，不能完全交给离岸市场决定；还有筹备近一年的上海黄金交易所（SGE）国际板宣告启动，这标志着我国黄金市场对外开放迈出了实质性一步，与目前伦敦黄金和纽约黄金以美元进行交易和结算不同，上金所国际板黄金合约将以人民币计价进行交易，以人民币计价的上海金将更大程度地争取中国在国际黄金定价上的话语权；出台了互联网金融监管文件，对P2P等互联网金融划定了生存范围，这是个大浪淘沙的过程，能留下来的，就是最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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