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法国二战前最成功的香水制造商之一Lenthéric决定为其风靡一时的“巴黎之心”香水注入现代元素，他们首先改进了配方，加入醛类化合物（香奈儿5号香水之所以出类拔萃就是因为含有类似化合物）。然后采用古色古香的铜饰中式铜制瓶对香水进行重新包装，并更名为“上海”。中国大都会上海将古老的传统与最现代的摩登融为一体，这款现代香水也将此作为广告宣传的重点。

　　作为中原帝国门户的“东方巴黎”上海在西方人对亚洲理想化的想像中具有独特的地位。事实上，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中国一直被视为具有神秘色彩的异域国度。诚如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描述的那样，“一个自由缥缈的帝国”，从1300年马可·波罗记录下他的东方之旅开始，关于它的传说与财富就点燃了西方人的想像。

　　1857年，法国作家艾德蒙·德·龚古尔（Edmond de Goncourt）写道：中国依然是一个“颠倒的世界！这里有玉质的天空、红色的树木、南京的江河、奇异的生物、瓷器构成的城市和十层高的宝塔，塔上的铃铛随风吟唱！这是一片任何事情皆有可能的土地！”

　　（一枚1924年的雕漆香水瓶。）

　　1931年雪铁龙汽车公司赞助了一次从布鲁特（Beirut）到北京，号称“黄色旅途”的驾车远征，从地中海到中国海域，历经1万3千公里，到达这个遥远的国度被视为此次艰苦旅程的最终奖赏。

　　经历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阴霾，在充满生机的咆哮的二十年代，社会精英和国际咖啡协会（international cafe society）的成员对于旅行、冒险以及智力探索有着难以满足的兴趣。 1919-1920年间的冬季，英国剧作家、小说家威廉·萨默塞特·毛姆（W. Somerset Maugham）经由香港第一次来到中国，沿长江进行游历，并于1922年出版了On a Chinese Screen（意思为《在中国的屏风上》）一书。

　　很多西方人可能依然只知道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然而随着博大精深的中原帝国文明的影响日渐增大，他们对于这个古老文明的遐想与向往也与日俱增。对于那些没有时间或机会到亚洲旅行的人来说，若想一睹其风采，可以去看看1922年和1931年的法国殖民地展览或在欧洲举办的其他多种多样的国际展览。

　　在艺术领域，人们对这一时期的兴趣充分表现在贾科莫·普契尼（Giacomo Puccini）创作的《图兰朵》（Turandot）上。这部歌剧以中古时期的中国为背景，于1926年在米兰的斯卡拉大剧院（La Scala）首演，22年前贾科莫·普契尼的另一力作，以日本为背景的《蝴蝶夫人》也在这里首演

　　（1925年左右的艺术装饰嵌玉镶钻珐琅化妆盒。）

　　冷眼奢华观察站（微信ID：iLuxureport）注意到，高级珠宝或许最能充分体现这种对中国的迷恋；知名珠宝商如卡地亚（Cartier）、梵克雅宝（Van Cleef & Arpels）和宝诗龙（Boucheron）以及像Fouquet和Lacloche Frères这些已近不存在的品牌在中国文化的影响下设计出了一些艺术装饰时代最精美的作品。

　　（1929年的盒子上的龙图案。）

　　“十七、十八世纪的欧洲设计者将各种陌生的异域文化元素融为一体，创造出一种仿中式风格，这主要得益于法国有无数的中国艺术展览和博物馆，比如1889年在巴黎开馆的集美博物馆（Musée Guimet），因而艺术装饰珠宝商对于亚洲和中国文化都有很深的了解。”巴黎装饰艺术博物馆（Musée des Arts Décoratifs）馆长Evelyne Possémé如是说，他同时也是装饰艺术珠宝界的权威人物。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发生了激烈的社会变革。冷眼奢华观察站（微信ID：iLuxureport）注意到，女性获得了更多自由，她们可以在公共场合抽烟，使用大胆魅惑的香水，化运动妆（这些行为曾被认为是行为不检点的女人做的事情）。高级珠宝商急切地想迎合这些被解放女性的需求，推出了特别设计的烟盒、口红盒、香水瓶、粉盒以及被叫做nécessaires或minaudières （这是一个非常新的概念，1933年梵克雅宝根据法语中“献媚”一词，杜撰了'minaudières'，并申请了专利）的化妆盒。

　　除了通常意义上的佩饰，巴黎的高级珠宝商还制造了一批令人叹为观止的中式小饰品，比如晚会手包、时计、花瓶以及小雕像。基于对此类奢侈品（无论是不是东方风格的）的需求，卡地亚在二十年代初设立了专门的业务部门“S部”。据可靠的订单记载，1926年11月，英国贵族詹姆士·阿曼德·罗斯柴尔德勋爵（Lord James Armand de Rothschild）向卡地亚巴黎定制了34个中式小花瓶，作为赠送给家人和密友的圣诞礼物。

　　（1925年的化妆盒。）

　　巴黎的高级珠宝商在中国美学的应用上主要采取两种方式。

　　他们将古董片段融入到创作中，这些古董尤其以从顶级中国古董商（比如充满传奇色彩的卢芹斋在巴黎蒙梭公园附近的一处高档社区里改建了一座中式红楼，并从此开始了他的事业）那里购入的清朝玉雕、母贝镶嵌的漆器和象牙雕刻品见常。把古董（主要是碗、碟和桌子）上Laques burgautés （镶嵌的漆）片拆下来，再以几何装饰为特征的现代风格重新组合。

　　“卡地亚保存着一批由路易士·卡地亚（1875-1942）随性收集的杂项，被称为apprêts 。”位于日内瓦的鲍氏东方艺术馆馆长李秋星（Estelle Niklès van Osselt）说。他最近策划了“梦徊亚洲”的展览，探索中国和日本在艺术装饰时期对卡地亚的影响。 “卡地亚的设计师有权把所有的古董、小雕像和饰品当作宝石处理，将钟表、珠宝和配饰变成独一无二的物件。”

　　巴黎的珠宝商将典型的装饰艺术与中国艺术的经典符号相结合，这些符号广泛应用于中国建筑和园林布局中，包括山水、龙、宝塔、福犬、水纹、腾云、雷电、寓意吉祥的汉字书法，甚至还有像“冰裂纹”这种纹饰。

　　（1925年左右梵克雅宝出品的以龙为装饰的小盒子。）

　　“这两种方式的区别体现在受中国影响的直接程度上。”Possémé说，“珠宝师通过重新解读中国文化而不是直接使用古董元素，获得了一种更具错位感、完全不同的效果。”

　　珠宝师在运用中国符号上，极具创意。例如，1931年，梵克雅宝以典型的中国稻农帽子为模型制作了一套黄金首饰。

　　冷眼奢华观察站（微信ID：iLuxureport）注意到，在材质方面，中国也是重要的灵感来源。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卡地亚将典型的中国传统装饰品——翠鸟羽毛用于冠冕和时钟的装饰。最近在卡地亚档案馆里发现了一批尚未开封、崭新的翠鸟羽毛，这些羽毛于1910年左右进口自中国，犹如留待镶嵌的宝石般受到悉心珍藏。

　　同样地，玉的广泛使用也彰显出装饰艺术与远东的联系。例如1923年，乔治·富凯（Georges Fouquet）以中国古代面具为模型，使用玉和缟玛瑙设计了一款精妙裙饰。

　　（1923年梵克雅宝化妆盒。）

　　“1860年紫禁城遭洗劫，玉开始大量进入欧洲。”Possémé说，“十九世纪晚期，诸如Eugene Fontenay这些法国珠宝商在玉的运用上依然采取传统方式，将其做成新希腊风格的昆虫胸针和耳环。而真正采用中式玉雕始于二十世纪早期，特别是卡地亚早在1913年就在纽约展出了以中国为灵感的珠宝。

　　（1926年卡地亚艺术装饰时钟。）

　　大胆的配色，比如红与黑，蓝与绿（这些都是受远东影响而在之前的西方珠宝设计中看不到的）也风靡一时。黑色经常被用作背景用以突出展示的玉、翡翠、红珊瑚、青金石、蓝宝石或仅以白金镶嵌的钻石。

　　效果非常夺目，尤其是随着钻石切割工艺的进步，可以做出新的矩形钻石。

　　为了在表面形成美妙柔和的色彩，珠宝师常常采用比源于玻璃的珐琅更为坚固耐用的漆。然而法国的珠宝师无法掌握漆器的制作工艺。二十世纪初，具有革新精神的Maison Gaillard将中国匠人带到巴黎传授技艺，但收效甚微。法国匠人对制漆的原料过敏，而亚洲工匠则没有反应。

　　1927年《L'Illustration》杂志上一篇名为《Le Bijou Moderne》（《现代珠宝》）的报导写到，“巴黎的一些小工坊雇佣曾在一战期间为飞机螺旋桨涂漆的越南工匠”，以亚洲最好的传统工艺完成化妆盒以及其他奢侈品的制作。

　　（以典型的中国稻农帽子为造型的1931年梵克雅宝珠宝系列。）

　　对亚洲文化的深入了解和浓厚兴趣成就了这个奢华的精致时代，而法国珠宝商把握住了这个时代。位于香港上环的两依藏博物馆正是这种文化交融的缩影，艺术装饰风格的化妆盒、粉盒以及其他奢侈品与最好的中国古典家具同台展出，交相辉映。

　　“中国传统家具以其主要的榫卯木工技艺而闻名。”博物馆执行馆长冯依凌说，“每一件都像一个结合完美、复杂精细的拼板玩具。同样地，化妆盒闻名于世的不仅是它的美貌还有它的实用性。化妆盒应该可以装下一位参加晚会的女士的所有必需品（口红、打火机、粉扑和笔等等）。要将所有这些东西装进小小的巴掌大的金质盒子里，所需技艺并不简单。正如中国传统家具的木工技艺令人赞叹，化妆盒回转折叠的功能性同样让人钦佩。”

　　无论是进入博物馆还是成为私人收藏，中式艺术装饰风格的珠宝都是二十世纪最受追捧的藏品。

　　据冷眼奢华观察站（微信ID：iLuxureport）统计，拍卖的最昂贵的卡地亚珠宝是卡地亚巴黎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设计的一条27颗珠粒组成的瑰丽的翡翠项链，这条项链曾为美国时尚偶像芭芭拉·霍顿（Barbara Hutton）所拥有。翡翠珠粒的来源并不十分清楚，不过据苏富比拍卖行透露，很可能是一条清代项链的一部分。 2014年4月，在香港苏富比，卡地亚公司在亚洲对手出价极低的情况下，以2.14亿港元拍得芭芭拉·霍顿这条将中国的爱玉传统与艺术装饰风格融为一体的项链，刷新了翡翠首饰拍卖的世界纪录。

　　（20世纪早期在上海网球比赛上用餐的女士。）

　　“这些原产自亚洲的宝石曾因其异域风情被镶嵌于艺术装饰风格的珠宝首饰上，现在越来越受到对西方古董珠宝开始感兴趣的中国收藏家的青睐。”香港苏富比的珠宝专家Louisa Chan说，“事实上，很多这些稀世珍宝都是诸如卡地亚这种世界知名品牌创作，这进一步增加了它们对大陆收藏者的吸引力。”

　　香港佳士得珠宝专家Vickie Sek说：“亚洲买家更喜欢带玉的艺术装饰珠宝，主要是因为玉石本身的品质而非珠宝的设计。与欧美相比，这类珠宝在亚洲的市场依然较小。尽管一些中国收藏者对艺术装饰中式时计感兴趣，但他们担心保养问题，因为弄懂时计的机械结构并不是件容易的事，修理也比较麻烦。”

　　法国珠宝品牌非常清楚在今天的奢侈品市场展现亚洲传统的重要性。在由卡地亚支援的鲍氏展览中，来自鲍氏东方艺术博物馆的中国古董与卡地亚收藏的难得一见的艺术装饰中式珠宝同台展出，突显出两者惊人的相似性。

　　（1933年美国女富豪芭芭拉·霍顿佩戴卡地亚翡翠项链（右下）出现在纽约大都会歌剧院。）

　　2012年，梵克雅宝在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举办展览。当时，博物馆馆长龚明光将艺术装饰风格的展品单独陈列，表达了他对于中国在法国高级珠宝界的重要影响被承认的自豪感。

　　“中国和日本的装饰艺术词汇在不知不觉中进入西方艺术语言，为器物制作和纹样设计带来了活力。”该领域的领军人物Osselt说，“虽然这一时期很多作品的装饰纹样看起来很抽象，但从根本上，它们都根源于中国和日本艺术。”

　　“引入欧洲的中国图案被抽象化，很多西方人都无法看出它们在中国本来代表的内容。这些图案确实为装饰艺术带来了崭新的东西。”

　　因此，透过珠宝，亚洲作为艺术装饰风格的主要灵感来源受到艺术历史学家的称颂，而艺术装饰风格通常被看作法国现代性的缩影。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末，这些意义丰富的异域符号被转换成了与机器时代相关的几何图案。

　　（1930年左右梵克雅宝系列中一个龙纹设计的盒子。）

　　而且东西方的美学交流并没有随着艺术装饰时代的结束而终结。

　　“七十年代，嬉皮士运动浪潮中，巴黎珠宝商再次将很多譬如龙凤这样的亚洲主题引入创作。”Possémé说。

　　（梵克雅宝1927年推出的一款怀表，上有一中国“术士”指示时间。）

　　如今，随着亚洲不断展现它的经济实力，其收藏家的财力也日渐雄厚，情况似乎翻转了过来，亚洲设计者开始重新解读西方符号。例如，现居香港的陈世英是一名可与路易士·卡地亚比肩的典型的中国珠宝设计师及革新者，他在欧洲备受追捧，在高级艺术市场，他的作品与来自顶级古董商的物品同台展出。

　　“作为一个在大陆出世、在东西方文化大熔炉的香港长大的中国人，这种文化的交融是我自孩提时每天都会接触到的东西，是我文化传统的延续，也是我的知识、技能的基础。”陈世英说，“珠宝作品的一个重要方面在于它们反映了它们所处的时代。艺术装饰珠宝师的灵感源于那些让他们感觉具有异域风情的元素。”

　　“因为我成长的环境不同，我的灵感不是主要来自艺术装饰风格。（不过），从我事业的早期开始，我就非常崇拜赫奈·拉里科（René Lalique）。”这位法国设计师（1860-1945年）以其新艺术风格的珠宝作品闻名于世。 “他精湛的搪瓷技艺和将雕刻融入珠宝的创作方式启发了我。他在作品中反映出的创新精神引起了我的共鸣。我会一直乐于做个让这个世界上的珍宝都能为我所用的文化混合的孩子，由此我的创作力才能获得自由。”

　　（香港珠宝师陈世英。）

　　当被问及在今天珠宝界如何理解异域风情这个概念时，陈世英停下来思考了一会儿。

　　“我们今天对于浩瀚宇宙和外星球的想像是否可以作为新的异域风情的定义呢。”他思忖到，“科技已经让旅行变得容易。因此，我们的想像开始延伸到会带来新的微妙发现的世界；我们知之甚少的世界。我们急切地想了解黑洞和其他维度。时空的可能性让我们着迷。”

　　“我觉得对于一个创作者，跨越边界而不是拘泥于自己的文化或一个特定领域的知识很重要。对于我们，历史可资借鉴，未来可以梦想。”

　　“如果你看到一枚胸针上有一条中国龙，你很自然地认为那是一个中式胸针。然而，实际上起决定作用的是作品的独创性。我认为创造性源于内在，要创作一件具有你自己独特风格的作品，就要认识理解世界，感受生活并连接起记忆的片段。”

　　“每个人心中都有一条独一无二的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