夫人从祖上继承了几件老瓷器，因无花无彩，且看上去还有些“裂纹”，便一直“束之高阁”。上世纪九十年代初结识了徐展堂先生，在他的熏陶下，玩古董收藏愈加炽热。徐先生看了我那几件老瓷后，说是宋瓷。但过去的二十余年中，收藏界对宋代瓷器不热心，我对家中的宋瓷也没有多少心潮起伏。

退休后，成都香港两地养老。香港看宋瓷的眼睛比内地睁得早。我将收藏的“宋瓷”和拍卖会上的宋瓷经常比较，听了些讲座、读了些书，再不断去观察家中的“宋瓷”，感悟油生且积少为多。2011年我将拙作：《我对宋官窑的理解和对几件官窑藏品的解读》，送到中国收藏文化（开封）论坛中的《中国宋代五大名窑暨北宋官窑》学术研讨会，竟然被评上论文奖，随后收入北京工艺美术出版社的《盛世收藏•经典》书中。在开封研讨会的启发下，我将拙作丰富，有幸入选2012年世界华人收藏家（台北）大会的论文集中。我在台北参会期间，请教了几位台湾的中国学者，眼界更为开阔。又对拙作进行改动。标题也换作《我对宋官窑的认知和几点存疑的解读》，收入2014年中国国际艺术出版社出版的在下专著《我读我藏宋元瓷》书中。

啰嗦上述过程，是要证明我的一个感悟：玩收藏是件活到老学到老的不断创新的“玩儿”。我真羡慕那些可以包识万物又能一锤定音的专家学者，不知他们何缘成就了火眼金睛。看来我这辈子是做不到了。这不，忙了八年多的一本书稿终于杀青了，我从箱底翻出一件“宋代”的青瓷琮式瓶，梅花冰片纹，一说叫鱼鳞纹。中国台北故宫的一本说南宋书籍的封面地纹就是这样的开片纹式。（图1）这件琮式瓶的胎骨厚重，上手时有“扎手”感觉。我用100倍的显微镜观察釉下微痕，除气泡特征大开门外，还“艰难”地找到几个不同程度表象的“死气泡”，我放心了，不会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后的“新成宋官”瓷器。再看开片的陈旧表象和型制的中规中矩，是可以朝宋器靠拢的。

北宋官窑确实存在过

为了增强自己底气，我求教对“宋官”拥有真才实学的专家行家。现居住开封市的何浩庄先生，是1984年中国成功恢复北宋官窑制作工艺的领军人物，自后一直从事这方面理论研究和实践操作，成就斐然。何先生指出：“琮式瓶体态修长，重量不轻，底足小则易向下塌卧变形，官窑烧制只求精品，不计成本。”先生比较了两支造型几乎一样的宋代琮式瓷瓶；官器高25.6厘米，口径7.5厘米，底径7.0厘米。龙泉器高27.1厘米，口径7.5厘米，足径8.2厘米。何先生说：“龙泉窑是民窑性质，无法与财大气粗的官窑相比，成品率必须考虑，因而加大底足，以求支撑力加强，防止下塌变形。这样的差异，只要细心观察不难发现。”笔者以为何浩庄的认知途径是符合学术逻辑的。笔者信了。再看掘藏，高22.7厘米，口径7.1厘米，足径7.3厘米。如此看来，拙藏向宋瓷靠拢又可前进一步。再看器底，赫赫然“汴京官窑”方框模印款。行文古朴，制作极精，无釉生烧，符合行家的著述。（图2）

鉴于此，我得又要修改以前对宋官窑瓷的认知了。拙文曾说北宋官窑瓷的命名不会是在政和年间烧成之时，极可能这个“官窑”的命名是后来为之。看来我错了，应该是：北宋官窑不仅确实存在过，而且得名就在烧成之时之地的北宋都城汴京（今日河南省开封市）。当年在开封参加研究会时，也有参会者提到这样的“汴京官窑”模印款，但它混杂在一些“一眼假”的款识之中，加上没有上手陈款的那件器物，更是心中牢记着学者所言瓷器上的款识是从明朝永宣时开始的，便将那个“汴京官窑”款“一眼假”之了。

瓷器上的款识果真是从永乐宣德时才开始有的吗？值得商榷。再来看一件青瓷瓶（图3），造型庄重，釉水肥润，可谓佳器。不足之处，可能是施釉过多，流釉封了“耳孔”，使之成为次品无缘进宫。且看瓶底，无釉的方框模印款“天圣元年”。款识一丝不苟十分认真，可谓敢于直面皇家了。（图4）天圣元年即1023年，是宋仁宗登基的第二年，可能也是仁宗年号之始。在与宋瓷有关联的宋帝中，仁宗不如徽宋，而且就宋而言，各朝的年号数十个。从逻辑上来看，单单伪造出一个“天圣元年”的印款出来，是没有道理的。因此可以向“鉴真”的方面倾斜。

“红定”的存在不必急于否认

这个宋仁宗有一件与宋瓷有纠结的事情至今还理扯不清。那便是关于宋代定窑瓷中究竟有无“红定”？当今体制内的专家学者因为没见到出自窖址的“红定”，至今也对“红定”的存在矢口否定。然而古籍却有记载，《邵氏闻见录》说：“仁宋一日幸张贵妃阁，见定州红磁。帝问曰：‘安得此物？’妃以王拱宸所献为对，帝怒曰：‘常戒汝不得通臣僚馈遗，不听何也？’因以所持斧碎之。妃愧谢。”对于这样的“定州红磁”，曾在京城为官且颇有人缘的苏东坡也有诗曰：“定州花瓷琢红玉”。可惜一些当今学者以为诗无达诂，不可信。其实，诗也有记实的。《诗话总龟》记了这样一件事，宋真宗时，章圣常宴群臣于太清楼，忽问：“市店酒有佳者否？”中贵人对：“唯南仁和酒佳。”亟今沽赐群臣。又问近臣曰：“唐时酒每升价几何？”无有对者，唯丁晋公奏曰：“唐时酒每升三十钱。”章圣曰：“何以知之？”晋公曰：“臣常记杜甫诗曰‘速来相就饮一斗，恰有三百青铜钱’。”章圣大喜曰：“杜甫诗，自可为一代之史。”可见，不应急于去否定苏东坡关于“红定”的诗句。

笔者有幸，藏有二、三件“红定”。（图5）自认“宋定”的特征在掘藏的“红定”上一一存在。中国台湾的收藏大家徐政夫先生来寒舍小叙时，我将一件窖藏的“红定”请他审鉴。面对崭新如刚出窑之器，政夫兄上手观察良久。不执可否。我再呈上一件生坑“红定”，他不嫌脏，把玩不已。（图6）乘我不备，他用指尖折了折碗口的“金装”包边。金属皮一折即断。我暗暗称道政夫兄的老辣。新的金属皮是不会这么一折便断的。

我的“红定”是在四川收藏到的。算是也有几分道理。“红定”在京城被皇帝斥责并“持斧碎之”后，市场没有了。定窑是“私企”，老板的生意是不能亏本的，得另谋出路。四川是首选之地，其一，四川有钱，有购买力。“一扬二益”，成都的经济在全国排老二。再者四川有熟家，朝中有人。史载宋仁宗之前的真宗、太宗，其得宠的后妃都来自四川。这样的家族当然识货。其三，四川与河南交通便捷更是老马识途。宋太祖克蜀之后，从成都往开封搬胜利品，天天装船，去去来来三年才运完，所以现今有人说，四川是收藏宋瓷的首选。可不，四川遂宁的一个菜园子的窖藏，就挖出998件宋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