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物典章制度的发展是随社会生产力和人文条件的变化而变化的，玉文化的发展也是如此。玉文化是人类在社会与自然交互发展过程中逐步形成的，通过玉材的特殊自然属性，寄托和展现人类思想意识、社会伦理和价值形态的一种文化现象。虽然玉器的某些功能，如作为装饰品、作为神灵表象、作为阶级标志、作为财富象征和作为赏玩弄玉的现象在不同时代都有一定的表现，但其主要的社会功能却是随时代的变化而变化的，由此构成了玉文化发展阶段的不同。根据目前掌握的资料分析，玉文化大致可分为孕育、初终、发展、成熟、完善、嬗变和世俗等七个发展阶段。

　　第一阶段:孕育期 玉质石器出现至广义玉概念形成之前，相对年代约当旧石器时代中晚期。人们在打制石器和选择装饰品的过程中，逐渐觉察出玉质石器与其他石器在亮度、色泽、硬度、质感等方面的差异。玉概念有如待产的胎儿，呼之欲出。可以说，审美观念和审美情趣的产生和发展，是玉文化得以产生的最直接的原始诱因。

　　第二阶段:初始期 主要标志是广义玉概念的初步形成和广义玉器的出现，相对年代约当新石器时代早期前段。虽然目前尚未发现确切的证据，但是根据新石器时代早期晚段如后李文化(距今约8500年)、兴隆洼文化(距今约8200年)的发现推测，广义玉器出现在这一时期应该是没有问题的。旧石器时代晚期处于萌芽状态的磨制技术日趋成熟，石器制作工艺的进步导致了生产力的提高和新石器时代的到来。磨制工艺的推广，使人们更深切地感受到美石制品光洁、润泽的魅力。旧石器时代早已出现的原始宗教观念找到了更为合适的物质载体，玉石开始有了灵气，广义的玉概念初步形成。

　　第三阶段:发展期 主要标志是种种非实用玉制品迅速增多，玉器的制作工艺和社会功能进一步提高，相对年代约当新石器时代早期晚段至新石器时代中期。主要见于后李文化、兴隆洼文化、河姆渡文化和新乐文化。某些源于工具或兵器类的玉器在形制上与同类石器尚无明显的区别，但磨制程度一般较精，基本不见使用痕迹。随着石器磨制工艺的广泛应用和生产力的进一步提高，社会分工初露端倪。原始宗教的进一步发展、祭祀活动的多样化和爱美欲望的增强，导致制玉工艺的进步和玉器数量的增多，这是玉文化得以发展的社会因素。

　　第四阶段:成熟期 主要标志是圭、璧、琮、璜、璇玑、玉衡等主要礼器基本形成，各种社会功能日臻完善，制玉工艺日趋成熟。源于工具、兵器类的玉器，在形制上与同类石器已有明显的区别，如造型美观，形体变薄，做工极为细致。源于装饰类和少数源于工具的器类已脱离其祖型的制约，演化出全新的形态，如瑞圭、权杖、玉琮、玉龙凤、玉牌、玉人等。需要说明的是，由于玉材本身的条件限制，如数量少、体积小、脆不可塑和工艺技术等方面的原因，难以加工成容器而不能完全适应当时社会和礼制发展的需要。作为一种替代和补充，以可塑性能良好的陶土制作的陶礼器，如大汶口文化的陶尊、陶，龙山文化的蛋壳黑陶杯、成组的陶鼎、瓦足皿等开始出现。

　　第五阶段:完善期 主要标志是玉礼器及其他品种的玉器形制、社会功能进一步完善，相对年代约当夏代至两周时期，以偃师二里头、安阳殷墟、西安张家坡、宝鸡茹家庄西周墓、三门峡虢国墓地、天马-曲村晋国墓地和同期各重要方国的重要遗址、大墓为代表。随着社会的分裂和中央王朝的出现，用玉制度更加完备，使用范围更加广泛，普遍见于吉、凶、喜、丧、会、盟、宾、嘉、军、兵等各种场合，等级制度、礼乐制度的形成和玉器社会功能的持续加强，体现了当时的政治需要。

　　第六阶段:嬗变期 主要标志是玉礼器的数量明显减少，礼仪功能逐渐减弱或消退，玉佩饰、特别是组佩及玉器皿、玉陈设、玉生肖和人物、动物等世俗类玉器明显增多，玉礼器的社会功能加速世俗化，相对年代约当战国至两汉。这一时期是中国社会的转型期，由礼崩乐坏、群雄争长的混乱局面到中央集权的确立，极大地改变了传统礼制赖以存在的社会基础。政治的进步、经济的发展和思想观念的转变，反映到礼仪制度上，就是玉礼器和青铜礼器的世俗化。

　　第七阶段:世俗期 主要的标志是玉制品的功能完全世俗化，玉器的礼仪功能几乎完全消失，包括东汉末年以后的全部历史时期。东汉末年到隋统一前，是中国历史上最混乱的时期，数百年的战争使民生凋敝，玉文化的发展也随之步入历史上的低潮期。隋唐时期玉文化又再度兴起，但是在选题、创意和风格上，受到业已相当发达的绘画、雕塑和金银器创作风格的影响，玉雕人物、花卉、动物的造型在浪漫的情调中力求逼真。到明清时期，玉器基本上完全成为艺术、财富和弄玩的代名词。

　　结语：玉文化的分期可以有不同的角度和不同的分期标准，本文主要是从用玉理念和用玉制度及其发生、发展机理和演变规律的角度着眼，而不太注重工艺手法、艺术风格、美学理念和玉器的社会总量等方面的问题。有关玉文化产生、发展演化的各种动因、机理的表述，也只是各不同阶段主要发展动因的一种强调，并不表示其具有独占性。事实上，正是这些动因和内部机制的共同作用决定了玉文化的发展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