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于新中国成立后1984年至1999年为巅峰期多次获大奖

　　●1995年江西人民出版社年画编辑室撤销是衰落的标志性事件

　　形象鲜明的“福禄寿全”、喜庆祥和的“观音送子”、色彩明快的“年年有余”……一幅幅情趣盎然的年画，总能将人带入祥瑞喜庆的氛围。制年画、贴年画，曾是传统春节习俗中不可或缺的“功课”，而各地不同的风土人情也造就了不同的年画流派。

　　如果推开记忆的大门，把目光瞄向年画“排行榜”，或许人们看到的多是天津杨柳青年画、江苏苏州桃花坞年画、山东潍坊西杨家埠年画、河南朱仙镇年画、四川绵竹年画、陕西凤翔年画、河北武强年画、山西晋南年画、广东佛山年画和上海“月份牌”年画。事实上，江西年画也曾有过让国人惊艳的辉煌。只是，这份辉煌犹如“2002年的第一场雪，来得稍晚了一些”。

　　请上海年画大家来江西讲学

　　著名作家冯骥才曾评论：“年画是中国民间艺术的龙头，我们中国的民间艺术成千上万，但年画是第一位的。”对于江西而言，这个“第一位”却是伴随着新中国的成立而开始的。新中国成立前，江西年画只有经营年画的年画铺；新中国成立后，才有了真正意义上的年画绘制。

　　据曾任第四届中国美术家协会理事、江西美术家协会常务理事的江西美术出版社编审、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中国出版协会年画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刘熹奇回忆，1949年11月，中央文化部颁发了《关于新年画工作的指示》，明确提出，应将开展年画工作作为春节文教宣传的重要任务之一。

　　这个指示从创作方针、内容到具体做法都作了明确规定，指出“在年画中应当着重表现劳动人民新的、愉快的斗争生活和他们英勇健康的形象”，“在技术上必须运用民间形式，力求适合广大群众的欣赏习惯。要求各地文艺团体发动和组织美术工作者从事这一画种的创作和进行对旧艺术的帮助改造工作。”

　　因为年画创作得到了从上到下的重视，所以当时全国很多知名画家都投向这一阵地，年画也很快成为发行量最大的美术出版物。但受创作人员匮乏的制约，江西年画的发展经历了一段“积淀时光”。

　　“新中国成立后，江西年画的发展大致经历了四个阶段。”刘熹奇告诉记者，最开始时是请外省画家来画，其后是请外省画家来江西讲学，传授年画的创作技巧和经验。1965年，江西人民出版社专门从上海请来年画大家李慕白，这也是江西第一次请外省有名的年画家来江西讲学。再后来，江西的画家有了自己的构思，再请外省画家按照构思进行创作。上海画家江南春曾按照抚州一名画家的构思，画出了年画《耕读学校》。最后是江西画家自己构思并独立创作绘制。

　　7张年画首次入选全国美展

　　为了壮大和稳定本土的年画创作队伍，促进江西年画的独立发展，江西人民出版社于1972年开始举办年画创作学习班。最开始，前来学习的年画爱好者并不多。然而，人数的弱寡并没有影响精品的诞生。

　　1974年，文化部举办新中国成立25周年全国美展，其中包括年画部分。当时，江西选送了本土画家刘称奇、林美岚、何叔水、李一新和徐福根等人绘制的7张年画。由于是首次选送全国美展，当时选送方并没有抱太大的希望。

　　然而，最终的结果却出人意料——7张年画全部入选。美展结束后，刘称奇的作品《演革命戏，做革命人》还被人民美术出版社选入1975年的新年挂历出版发行。江西年画首次亮相便崭露头角，这不仅让所有人对江西年画刮目相看，更激发了江西年画爱好者的学习热情，很多画家也都投向这一阵地，以创作年画为荣。

　　由此，1975年的年画创作学习班爆满，共有100多人参加。那时候的年画创作者主要学习上海“月份牌”年画风格，“月份牌”是指旧上海印有年历表的一种年画，后来成为擦笔水彩年画的专称，并不一定附有年历表。起初它是上海外国洋行的广告画，多为外国油画。新中国成立后，“月份牌”年画经过改造，赢得了超过其他年画形式的声誉，以压倒性优势畅销全国城乡。

　　当年，画界有一种说法，即8亿农民8亿张画。随着印数的不断增加，年画也成了发行量最大的美术出版物，进而成为出版社的经济支柱。

　　江西年画题材广泛形式多样

　　上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江西年画创作队伍不断扩大，1980年还成立了江西年画研究会。

　　刘熹奇告诉记者，如果说新中国成立后到上世纪70年代中期是江西年画的发展积累期，那上世纪80年代初至90年代末则是江西年画的创作巅峰期。当时，不少画家都克服了关门赶任务的毛病，去农村工厂深入生活搜集素材，重视提高年画作品的艺术水平。那一时期，年画的题材比较广泛，且摆脱了从空洞概念出发或停留在描写表面现象的弊病，努力挖掘新生活中的积极因素，塑造新的人物形象，大量而及时地歌颂新中国的新成就、新气象和革命胜利带来的喜悦。

　　同时，年画的样式也更为多样，门画、历画、全景画、连环画、四扇屏等传统形式被很多人使用。绘画方法也不仅仅限于明快的单线平涂，还吸收了传统的工笔重彩画、青山绿水、水粉画、图案装饰画的技巧，使年画艺术呈现出一片绚丽多彩的局面，也涌现出许多优秀作品，并屡获全国性大奖。

　　在全国曾拥有“至尊”地位

　　1984年，在第六届全国美展和第三届全国年画展的角逐中，刘熹奇的《祖国啊！母亲》获全国美展银奖和全国年画展一等奖，并载入《中国年画史》，原作由中国美术馆收藏。此外，他的《在希望的田野上》、徐福根的《雷锋与红领巾》、林美岚的《鸟语花香》和陈宏仁的《又是一百分》均获全国年画展二等奖。1988年，第四届全国年画展中，徐福根的《孙中山与宋庆龄》荣获一等奖，他的另一幅作品《让世界充满爱》和刘称奇的《祖国的早晨》齐获二等奖，刘新奇的《和平幸福》和刘熹奇的《开国元勋》同获三等奖。

　　“连续两届勇夺全国年画展一等奖，这一下就奠定了江西年画在全国的领先地位。”刘熹奇感慨地说，1995年第五届全国年画展上，虽然江西选送的年画作品没有夺得一等奖，但1999年第九届全国美展中，刘称奇的《世纪潮》一枝独秀，斩获年画金奖。时隔一年，刘称奇的《新时代》又喜获第六届全国年画展金奖。两座金灿灿的奖杯重新捍卫了江西年画的“至尊”地位。

　　消失中的文化符号

　　年画要有年画的特点，即欢快红火、吉利有趣。俗话说，画中要有戏，百看才不腻；出口要吉利，才能合人意；人品要俊秀，能得人欢喜。因此，年画之难，不仅难在绘画，还难在构思。据刘熹奇讲述，一幅年画从构思到创作完成，有时要耗费十天半个月，甚至几个月时间。

　　“精心的付出往往都能换来惊喜。”刘熹奇告诉记者，有些受欢迎的年画，印数过百万是常有的事。比如他画的《十五的月亮》，印数就达到120万份。但是，这种辉煌并没能长久持续。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江西年画市场便开始出现衰落态势。如今，年画更是淡出了人们的视野。

　　刘熹奇说，江西年画市场衰落的标志性事件，就是1995年江西人民出版社年画编辑室的撤销。事实上，年画从人们的生活中淡出，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但趋势却是必然的。由于生活方式的改变和人们整体审美意识的不断提升，随着时代的发展，造型相对简单、视觉冲击过于强烈的年画已经不能满足人们的审美要求。此外，随着科学的发展、信息的通畅以及人们生活的富裕，越来越多的年画替代品出现了，年画真的成了正在消失中的文化符号。

　　不过在刘熹奇看来，年画市场虽几乎不在了，但创作并未完全停息。作为中国美术百花园中的一朵奇葩，年画必将以另外一种艺术形态继续存在。“我至今仍在坚持创作年画，与我一起坚持的江西画家还有五六人。”刘熹奇说。wj