食品安全生产监管难点在于执行
如果这一追溯体系当真建立并确保规范运行,那么,至少在连锁餐饮企业,一旦原料出了问题而引发食品安全公共事件,责任追究和对问题原料的后续处置,就会更简单和更具针对性。
福喜“过期肉”事件暴露了本市食品企业供应链安全管理的巨大漏洞,作为补漏措施之一,《上海市食品安全信息追溯管理办法(草案)》定于明天由市政府法制办召开立法听证会征求各方意见。
上周六,市食药监局已提前要求本市部分连锁餐饮企业在各自官网公布原料供应商的基础资料,每批原料名称及出厂检验报告。百胜、麦当劳、棒约翰、德克士、汉堡王、卡乐星等连锁餐饮企业在当天即予以照办。据公开信源,这些连锁餐饮企业此前的“问题原料”皆来自上海福喜。
按《草案》要求,中型以上食品企业都须将其经营的食品安全追溯信息上传至追溯系统,建立每笔采购食品的追溯单证,供消费者查询,接受消费者和社会监督。由于目前本市并没有统一的、具有政府公信力的食品安全信息追溯发布平台,这就意味着本市食药监部门必须尽快建立并开通相应的公共查讯平台,若法规仅责令连锁餐饮企业在各自官网发布此类信息,其可信度、连续性和权威性都将面临诚信度挑战。
拟提交听证的《草案》,将粮食及制品、畜肉及制品、禽类、蔬菜、乳品、食用油、水产品、酒类等八大类食品纳入了食品安全信息可追溯管理范围。如果这一追溯体系当真建立并确保规范运行,那么,至少在连锁餐饮企业,一旦原料出了问题而引发食品安全公共事件,责任追究和对问题原料的后续处置,就会更简单和更具针对性。
数年前上海发生瘦肉精事件,本市藉此初步建立了猪肉入沪的质量追溯体系。至此后的这几年,普通市民虽不知猪肉安全信息追溯体系的日常运作究竟是在“实转”还是“空转”,但至少本市未闻再次发生瘦肉精事件或其他猪肉安全事件的公开报道。因而,总结肉猪安全信息追溯体系的运行经验,将其扩大至其他七大类大众化食品安全信息追溯,亦是理所当然的。
不过,追溯必要性并不等同于追溯可操作性。对肉猪实行安全信息可追溯,操作上相对简单,只要在肉猪进入上海的各道口设置能切实担负责的检验检疫“卡口”,就能以较低的追溯运行成本把这件事做实。但要追溯诸如上海福喜那样的多品种、多规格半熟或全熟肉制品供应商,则完全不同于一天只须一次的设卡登记录入那般简单,而须在其生产流水线上作全流程和全天候监管。很显然,“双全”追溯式监管,首先要求监管者必须是熟悉整个生产流程的监管内行,如果做不到这一点,那么所谓的全方位监管多半会流于形式。
按现行食品监管执法之分工,生产环节监管归质监部门行使。在浦东新区,质监、食药监、工商三大部门已合并为区市场监管局统一行使,市级三部门的合并也已提上日程。可即便完成了这一步,诸如对上海福喜生产过程的追溯监管也仍然很难有效进行。显而易见的突出难题是,市区两级“市监局”面对数千余家食品生产企业,能派出至少3倍于企业数量的监管人员驻厂监管么?何况,所派驻厂监管人员还须是懂得食品生产工艺之内行。
《草案》显然对此心知肚明,于是相关条文将这一监管重任交由以连锁餐饮企业为主承担,并授予飞行检查、就地销毁等原归执法部门行使的权限。问题是当政府把相应的执法权下放给了连锁餐饮企业,但连锁餐饮企业却没有甄别原料有否问题的法定检验权限,更无权出具法定检测报告,连锁餐饮企业要想发现问题原料,必须将所抽样的原料交由收费高昂的法定检测机构来进行,常年累月,势必产生数量不菲的检测费用,如果《草案》不予明确这笔费用作何分摊,归谁分摊,法规赋于连锁餐饮企业的执法权限和监管责任很难不流于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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