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乘坐绿皮火车到的喜德。当地环境闭塞，资源贫瘠，绿皮火车仍是连通凉山深处的彝族社会和外面世界的主要工具。吉伍家古老华丽的彝族漆器，如同山中摇曳着鲜花的小溪，顺着铁轨，缓慢而灵动地流淌出来，打开一扇装满诺苏人记忆的窗户。

　　在凉山，即便是再贫困的人家里，也有一两件漆器的餐具，可能是全家唯一算得上家具的东西。有朋自远方来，诺苏人必烹羊宰牛，用华丽的餐具呈给客人，这是生活的尊严。

　　从木料的选择到纹样的绘制，传统的漆器制作流程共有40道工序，繁琐而奢侈。在吉伍巫且家，我初次目睹漆器上，那些用抽样的线条勾勒、交织而成的，神秘图腾般的纹样时，觉眼花缭乱，颇为震撼。在没有文物出土的凉山地区，古老神秘的漆器，无疑成为彝族的“活着的历史”。

　　一

　　吉伍巫且的侄子家，正在举办一场婚礼。吉伍家属于喜德县的大家支，几乎半个县城的人都来贺礼。院子里站满了盛装的宾客，钗裙摇曳，毛毡相接。婚礼尚未开始，主客已三五成群，席地而坐，新郎的父亲举起鹰爪杯，向从丹巴藏寨远道而来的客人敬酒。苍鹰遒劲有力的爪子上，嵌着精致髹漆的酒杯，这种讲究的酒具，从前只有土司能使用，在凉山彝族人的心中，象征尊贵与威严。

　　他们更习惯称自己诺苏人，“诺”是黑色，“苏”意指民族。诺苏人喜好饮酒，酒是待客的香茶，也是喜庆的佳酿，所有礼俗活动中，不可或缺的序曲和尾声。

　　婚礼前一天的黄昏，我和吉伍巫且一起，坐上从西昌到喜德的绿皮火车，同行的有巫且的近亲吉伍木基，他爽朗地邀请我去参加吉伍家的婚礼。

　　由传统部落社会延伸过来的家支，在彝族社会仍扮演重要的角色，类似于汉族的宗族。一门手艺通常在家支内世代相传，银饰世家勒古家族、 毕摩世家吉克家族……漆器，属于吉伍家，传到吉伍巫且已经十六代了。喜德，彝语是“夕夺达拉”，意为制造铠甲的地方。从前，在尚武的彝族人拥有一套漆绘的盔甲，是尤为自豪的事。在彝族歌谣《万事万物的开端》中，漆器是由狄一伙甫所创，距今约一千七百年。传入吉伍家支以前的历史，已不得而知。

　　火车从西昌出发，将横穿凉山州，途经十余座小城镇，最终抵达普雄。西昌和普雄，是诺苏人外出的重要城市。车厢里人头攒动，行李架上摆满了麻袋，椅子下塞满鸡鸭。火车驶离城市，窗外掠过村寨的袅袅炊烟。天色暗下来，山谷间亮起零星的灯火。

　　西昌到喜德，票价是5元。车厢里谈笑风生，吉伍巫且谈着彝族的婚俗，少年学艺的往事。一千公里外，高铁以300公里的时速在中国大地上飞驰，而层峦起伏的大凉山里，因交通闭塞，资源相对匮乏，廉价老旧的绿皮火车依然没有退役，日夜轰隆。

　　却也正是因为闭塞，凉山深处神秘的诺苏世界，得以自然地延续。吉伍家古老华丽的彝族漆器，如同山中摇曳着鲜花的小溪，顺着铁轨，缓慢而灵动地流淌出来，打开一扇装满诺苏人记忆的窗户。

　　二

　　彝族漆器为外界所知，竟是因一个美国人。

　　1994年11月，美国人类学者斯蒂文·郝瑞深入喜德县的洛嘎村进行田野调查。彼时，洛嘎村还是阿普行政村中的三个自然村之一。其他两个自然村也在附近的山腰上，一个就叫阿普，另一个叫沙洛木，阿普村是吉伍巫且的故乡。三个村寨中数十户人家，均属于吉伍家支。男人无一不制作漆器，他们称是自己的祖先发明了漆器。郝瑞在洛嘎村目睹了漆器的整个工艺流程，并详细地记录下来，成为后人对漆器考究的重要来源。他甚至成了海来家支收认的成员，披着“瓦拉”（毛毡）在贝克莱大学演讲。

　　如今，洛嘎村的村民已经尽数迁走，阿普村尚在，1977年巫且家盖起的村里第一栋瓦房已经不再显眼。去往阿普的道路，却并没有比郝瑞当时走的要好多少。班车不会按时发车，若遇到下雨，20公里的路三四个小时不能到，有时候基本只能步行。

　　吉伍巫且父亲、祖父，都在阿普做了一辈子的漆匠。巫且于1953年出生于此，十多岁的时候在阿普成婚，并继承了家族的手艺。除了祖父留下的几只漆碗，用了三代人，依稀显示出他画工精湛，巫且对于他没有更多的记忆。高山地区的土地贫瘠，除了苦荞、土豆和玉米之外，农作物很难生长。巫且的童年记忆，就是寒冷和饥饿。为了喂饱家里的孩子，父亲除了做漆器，农闲时也帮人编斗笠、竹筐。

　　那时候，村寨里的诺苏人大多住着瓦板房。牲畜和家禽是一家人最重要的财产，通常是散养在家里。即便是再贫困的人家里，也有一两件漆器的餐具，可能是全家唯一算得上家具的东西。有朋自远方来，诺苏人必烹羊宰牛，用华丽的餐具呈给客人，这是生活的尊严。

　　制作漆器是吉伍家重要的生计，在奴隶制未废除前，巫且家还畜养了一个奴隶，这是家境殷实的表现。父亲吉伍里坡不知道读书有何用，吉伍巫且没有上过学，8岁的时候，开始在家里学艺，12岁便是能手了。材料稀缺，他就偷父亲的木勺练习绘漆。

　　原胚取材于生长于海拔三千米以上的紫荆花木和杜鹃花木，匠人需要自己上山伐木。十来岁时，吉伍巫且便跟在叔父身后，走几个小时的山路去背木料。一棵三四十年的树木，只取其中直而匀称的几段。新鲜的木料很沉，到家时，巫且和同龄的孩子肩膀上都被压出血痕。

　　七、八月，父亲便带着他在烈日下作画。从简单的山水纹，再到更复杂的神话传说。他们的脑子里，有一个彝族的图库，无需文字记载，落笔分毫不差。吉伍家的男人，世代如鸟儿爱惜自己的羽毛一般，守护着祖传的手艺。“小到勺子，大到汤盆，过手的漆器都要力求完美，一道工序都马虎不得，画一只碗的时候，心里眼里就只有这只碗。”

　　1988年，吉伍里坡去世了，他没能看到自己的儿子成为喜德民族餐具厂的厂长，成为国家级非遗的代表性传承人，把深山里的彝族的漆器，带到20多个国家。他父亲的目光，还没有看到凉山的边界。

　　三

　　我们在天黑后，抵达深山中的喜德县城，事实上，也许它根本不能称之为“城”。喜德总共只有两三条街，从最南边走到北边只需十五分钟。全县能称得上企业的，只有一个火把液酒厂，也是寂静无声的，我几乎要怀疑里面根本没有人上班。上世纪八十年代，吉伍巫且离开了阿普村，到县城定居，在村里，他算是非常有本事的人。

　　外光明大道上，有一栋窄仄的五层小楼，那是吉伍巫且的“工厂”，也是他的家。他在不同楼层里开辟出画室、阴干室、调漆室等，自己和妻子住在四楼。“工厂”聘请了十来个吉伍家支的男人，但并没有任何管理制度，他们有空就来，随时可以走，巫且按制作的漆器数量支付一定的报酬。

　　从木料的选择到纹样的绘制，传统的漆器制作流程共有40道工序，繁琐而奢侈。历史上的诺苏人尚武，漆器包括还铠甲、马鞍等，如今吉伍巫且所做的主要是餐具。若依照最传统的做法，从采伐原木到验收、清洁，整个漆器的制作过程耗时少则13个月，多则3年，一件漆器至少可以保存300年。

　　匠人对完整有着严苛的规定，漆器的原胚是从整块木材中手工旋挖出来的。树龄七八年以上的高山紫荆花木、杜鹃花木，主要用来做木勺、碗等小件。汤盆、桌椅等大件，则需三四十年甚至上百年的桦槁木，一整棵大树的木料，最理想的状态也只够旋挖四个汤盆。木料不能曝晒，上世纪六十年代，吉伍巫且们从山上背下木料，只能放在地窖里阴干，如遇下雨，可能需要好几个月。

　　原胚制好后便是上漆。漆树是山上野生的，古法的漆液需要自己上山采割。乳白色的新鲜汁液经过特殊的处理之后，便成了黑色的底漆。彝族所有漆器都以黑色打底，底色要上三层，每上一层都要等上一层颜色彻底风干。原色的漆调入黄色、红色矿石颜料后用于绘图。调漆的配方是祖传的，不为外人透露。

　　每年7～9月，是巫且最忙的时候，他要连续70天争分夺秒地绘制图案。只有这三个月，温度和湿度适合漆液融化、上色。排除掉阴雨天，有效制作时间不超过70天。巫且往往天一亮就开始拿笔绘画，太阳落山之后还要继续个把钟头。红色与黄色为主基调的图案，与作为底色的黑漆形成鲜明的对比，整体美观、匀称、饱满，繁而不乱，这是最考验手艺人的技艺工序。

　　传统漆器绘好后，要放到地窖里阴干。但现在已经很少有地窖了，吉伍巫且换了一种折中的办法：在阴干房里，将大盆覆盖于刚漆好的漆器上，隔三差五洒水，保持湿度。要点在于，全程要避免灰尘，且不能见光。

　　纯粹的土漆完全干透要三年，时间少一天效果都不会好。

　　工艺固然珍贵，也许更为迷人的，是背后古老神秘的诺苏文化。漆器只有红、黄、黑三种颜色，代表着诺苏人崇拜的事物。人类学者认为，人对他所知道的、最善良最高尚的东西，必然怀有神圣的敬意。彝族人崇尚黑，黑色是土地的深沉，社会阶层以“黑彝”为贵 ,“白彝”为卑；火带来光明和温暖，每年的火把节是凉山州最重要的节日之一。火把的红色，也理所当然成为漆器的颜色之一；在人类自然崇拜的历史上，凡人唯有仰望才能看到的太阳，一直是重要的信仰，诺苏人也不例外，三原色中的黄色，便象征太阳的光辉。

　　在吉伍巫且家，我初次目睹漆器上，那些用抽样的线条勾勒、交织而成的，神秘图腾般的纹样时，觉眼花缭乱，颇为震撼。彝族人崇拜山和日月星辰等自然现象，从古代沿袭下来有祭祀山神和祭星等活动，这些风俗被形象地描绘到漆器上。此外，彝族人的日常生活和自然环境也是漆器纹样设计灵感的主要来源，日、月、花、鸟等元素，通过纹路、色彩的组合形成图案，出现在漆器上。所有纹样中，形制最高、寓意最丰的是山水图，一般只用在固定的漆器上，比如高脚盘、马鞍、剑鞘和牛皮碗。

　　四

　　因为凉山的闭塞，诺苏社会的变革相对较慢。直到1950年代的民主改革之前，当地仍实行部落社会，并允许蓄奴。社会学者常用“一步跨千年”来描述凉山。上世纪八十年代，经历了文革时期的瘫痪之后，彝族文化还未复苏，便仓促地卷入了市场经济。

　　吉伍巫且认为，彝族人的观念并没有多少变化，他们对于改革开放的理解只是“以后又可以干迷信（毕摩）了。”在他的眼里，最为直观的变化，是漆器的手工作坊，突然要办成“工厂”。在政府的眼中，漆器不仅仅用作民族文化的展示，而且要获利赚钱，批量生产成为必然。诺苏文化就这样进入市场经济时代。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在彝族文化学者和地方政府的介入之下，昭觉、喜德先后办起了民族餐具厂，聘请吉伍家族的匠人作为技术指导，在当地招工。1982年，吉伍巫且从阿普村来到县城，任副厂长和设计师，这是他第一次把技艺外传。喜德民族漆器餐具厂开始以阿普传统生产方式生产漆器。几个1930年代出厂的木车床，一个上漆描画的技工小组，仍采用手工上漆描画。然而，因为有许多观念分歧，吉伍巫且离开了餐具厂。随后，工厂坚持几年，还是倒闭了。

　　彝族漆器又回到了吉伍家支分散的小作坊里，但流通的渠道却彻底改变了，吉伍巫且们要拥抱一个更广阔的世界。西昌、攀枝花乃至成都的彝族餐馆里需要用到漆器的餐具，旅游纪念品商店乃至国外的中国商店里都有售卖漆器的纪念品。喜德、昭觉、美姑甚至西昌的汉族工厂，都有人开始制作彝族漆器，主要的手艺人仍是吉伍家支成员。突然数十倍增长的订单，逼迫传统的匠人作出折衷和改变。

　　倒闭的喜德餐具厂里，还住着几个吉伍家的成员，他们同样在生产漆器。吉吾巫且带着我去的时候，几户人家都在热火朝天地忙着。其中一间车间散养着一群鸡。地上摆着酒杯、汤盆的原胚，来自于工厂的机器制品。女人参与一些抛光工作，作画的主要是男人。巫且的侄子正手持汤盆，重复着勾勒花边，二十分钟便画好三个。孩子在旁边看电视，架子上摆着成都的订货。

　　吉伍巫且告诉我，漆器最先改变的是原胚的制作，机器车削的相当廉价。其次便是漆液，传统的植物漆和矿石染料成本高，费时费力，化工原料就便宜得多。此外，传统漆液除了7～9三个月能作画，其余季节均不可用，严重制约了产量。事实上，他当时离开漆器厂，正是因为他认为漆器的改变已经走得太远了，化工漆液漆出来过于光亮，而原本庄重的明黄色被鲜艳的柠檬黄取代。

　　至今，吉伍巫且仍坚持用古法制作漆器，但他也不得不让步，生产化工漆的产品，但图案的绘制务求细腻，毕竟不能抱着传统手艺喝西北风。尽管如此，吉伍巫且依然对那些盲目追求市场，简化图案，制作粗陋而毫无质地的漆器滥竽充数的匠人嗤之以鼻。也许是作为国家级传承人，他仍珍视这门手艺的尊严。

　　中国大漆的历史悠久，与福州脱胎漆、北京雕漆等相比，单从工艺论，彝族漆器未免相形见绌。吉伍巫且也习惯自称“土漆”。然而，在没有文物出土的凉山地区，古老神秘的漆器，无疑成为彝族的“活着的历史”。

　　一如西南民族大学彝学院的教授阿库乌雾所言：“那些世代珍藏也可以随时变卖的漆器，工匠们的青春和智慧难以估价，而更为宝贵的是，木与人，与周围的空气、水土和时光，达成的生命与生命之间神秘而美妙的默契，那可谓价值连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