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差距很大、体制落后、赛事太少。”王健林在财新论坛上谈到他眼中的中国体育产业发展现状时提出了上述三点。王健林首先拿出一组数据。美国和日本分别有75%、70%的体育人口，而据我国官方公布的数据显示，中国目前仅为30%左右。产业总量方面，我国也远远落后美国和日本。美国的体育赛事、体育竞技和体育传播三方面产值在5000亿左右，占全国GDP3%，日本体育产业占GDP也有2.6%，而中国算上体育相关产业也仅有0.7%。
　　
“我个人认为，如果不算体育相关产业，中国体育产业GDP占比也就在0.3%左右。”王健林坦言。王健林还指出，我国目前体育赛事的产业化也比较落后。目前，国内多数体育赛事还都靠着政府拨款来支撑，能够实现收支平衡的体育赛事少之又少。他还提到，我国的举国体制虽然对于专业体育运动的发展是有帮助的，但是随经济的不断发展以及群众体育需求的不断增加，体育产业的长期发展需要体制变化。体育产业是现代服务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新的经济增长点和促进社会就业的重要载体。体育产业已成为国际公认的21 世纪最具活力，是具有高渗透性、交叉性、拉动性的朝阳产业、健康产业、绿色产业。
　　
2015年出炉的《中国足球协会调整改革方案》（下称《方案》），业界资深人士认为其改革力度“前所未有”。《方案》最令人瞩目的地方在于，中国足协与国家体育总局脱钩，适时撤销足球运动管理中心，理顺中国足协与国务院体育行政部门的关系，改革完善中国足协人事管理制度和财务资产管理制度等。分析人士认为，短期来看将直接利好足球产业，中长期而言极有可能以足球为圆心扩散至其他体育项目，成为我国体育改革突破口。
　　
据了解，“断奶”后的足协将在内部机构设置、工作计划制定、财务和薪酬管理、人事管理、国际专业交流等方面拥有自主权。其中，最大的亮点是撤销足球运动管理中心，改变了中国足协和中国足球中心“两块牌子、一套人马”的组织架构问题，并且在转变之后要适时撤销足球中心，并且按照规定核销相关的事业编制。另外，调整改革后的中国足协既是团结全国足球组织和个人共同发展足球事业、具有公益性质的社会组织，又是根据法律授权和政府委托管理全国足球事务、具有公共职能的自律机构，承担了体育部门在足球领域的管理责任。中国足协今后将会成为代表中国参加国际足球组织的唯一的合法机构，同时它的主要职责还包括像团结和联系全国的足球力量，推广足球运动，培养足球人才，制定行业标准，发展和完善足球注册体系，建设和管理国家队伍，包括代表国家参加各类的足球赛事。
　　
　　足协与体育总局的脱钩，相应的人事变动也会带来极大影响。足改方案中提到，中国足协成为社会团体组织后，其所属人员也将脱离编制，成为“体制外人员”。中国足球领域专家、体坛周报副总编辑马德兴表示，此次调整方案是3月份总体改革方案的细化，他用了两个词汇来形容：史无前例、前所未有。他表示，这次脱钩脱得比较彻底，其对于中国体育史的意义不能简单低估。放权的力度之大前所未有，包括人事权、外事权、财权三大核心，此前出台的相关政策都与此次没有可比性。
　　
马德兴还表示，“脱钩”不代表从此没人对其进行监管，现在的足协反而更需要监管监管，现在的足协反而更需要监管监督，比如是否按照社团法人机制运行，实行财务公开，接受审计和社会监督等。从2014年9月国务院常务会议部署加快发展体育产业，到10月发布《关于加快发展体育产业促进体育消费的若干意见》；从12月全国体育局长会议的召开以及披露《以运动项目管理中心和单项体育协会改革为突破口，深化体育管理体制改革的方案》，到2015年1月教育部关于成立全国青少年校园足球工作领导小组；从中国足球产业总体改革方案获得中央深改小组通过，到如今中国足球协会与体育总局脱钩，中国足球在“政社分开、政企分开、管办分离”等方面迈出了新的一步。中国体育现状任重而道远。
（原文转自 凤凰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