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我国在“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这五大领域取得了积极成效。怎样看待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稳增长的关系？在继续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进程中，如何正确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近日，3位嘉宾来到经济日报社经济圆桌演播室，围绕上述问题展开对话——

成果还未完全释放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稳增长之间究竟是怎样的关系，为什么说二者并不是简单的线性关系？

李佐军：在过去一年里，我国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稳增长方面，都取得了令人称道的成绩。但从严格意义上说，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经济增长之间并不完全是线性关系。长期来看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利于经济增长，短期内也可能不利于经济增长。

2016年，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取得积极进展，同时宏观经济也实现了平稳健康运行，二者实现“双丰收”。从去产能看，部分大宗商品价格明显上涨，促进了经济增长。从去库存看，部分城市房价过快上涨，带动了上下游产业的发展，对经济增长有促进作用。从去杠杆看，尽管进展与预期有一定差距，但总体上有利于经济增长。从降成本看，企业是促进经济增长最重要的主体，降低成本有利于企业发展。从补短板看，很多地方主要通过加大在薄弱环节的投资力度来补短板，加大投资对经济增长会产生促进作用。“三去一降一补”从不同层面对经济增长产生了正面的推动作用。

需要指出的是，过去一年的经济增长，不完全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带来的，其中一部分受货币政策、非短板领域的投资拉动等因素影响。

冯俏彬：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稳增长的关系来看，我们确实不能认为二者是简单的线性关系。从长远来看，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利于促进经济增长，还能有效改善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但从短期来看，在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进程中，也会出现一些新情况、新问题。例如，在房地产去库存中，一些城市的房价出现了明显上涨。这些新情况并非政策预料之内的结果，而是一种意外的结果。

董希淼：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对宏观经济的影响，应该分不同层面来把握。从长远的角度看，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实施，有利于宏观经济稳中求进。但也要看到，在去年上半年，“三去一降一补”也给实体经济发展带来了阵痛。例如，在去产能进程中，一些产能过剩行业生产经营困难的局面实际上加重了，职工的安置和再就业工作给这些行业企业增加了较大压力；在去库存的过程中，金融系统和上下游行业运营的风险也在一定程度上加大了。

当然，改革过程中的阵痛是阶段性的、短期的，是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必须经历的过程，可以看作是改革必须付出的成本。

改革该啃“硬骨头”了

2017年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深化之年。在这一年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任务的艰巨性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

李佐军：新的一年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艰巨性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比较容易做的部分在过去一年里已经先做了，现在留下来的都是比较难啃的“硬骨头”。

第二，原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主要运用的是行政手段，相对来说是比较容易的，且很容易见到短期效果。但是，下一步需要更多地运用市场化手段去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但市场化手段要考虑的问题更多、更复杂，难度也会进一步增加。

第三，过去一年多来我国实施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主要靠的是结构调整，对造成产能过剩、库存过多等制度性问题的改革推动得较少，这些制度性问题恰恰是主要问题，是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必须面对的问题。

冯俏彬：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涉及五大要素，分别是劳动力、土地、资本、创新和制度。这五大要素的背后有着一系列体制机制的深层次问题。比如资本要素方面，面临着我国金融机构过于偏重规模大、业务全和国有比重大等问题，民营的、专业化、小而灵活的专业机构，无论是数量还是规模都远远不够。这都需要系统性地推进结构改革。在简政放权方面，前期已取得重大进展，但在推进过程中涉及的全国各级政府之间信息连通、规则一致等核心问题，都需要逐步深化改革。

2017年，需要深化到真正的改革层面来推进，抓住要害，在一些重大关键领域能够有切实的改革举措，这个任务十分艰巨，却也时不我待。

董希淼：当前，存在一个很大的难点，就是要做好短期利益与长期利益平衡，长痛与短痛之间要有取舍。例如，现在有些人认为，在去杠杆的过程中，可以用互联网金融手段来解决融资难、融资贵，尤其是中小企业的融资问题。在过去两三年里，整个互联网金融的发展非常快，确实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融资难问题，但也很容易积聚一些金融风险，给国家的金融稳定带来一些影响。2016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把防控金融风险放到更加重要的位置，要处置一批风险点，着力防控资产泡沫。

所以说，在推进改革的过程中，不仅要看到互联网金融带来短期的促进作用，更要关注长期的金融稳定，对资产泡沫的形成要保持高度警惕。

用市场机制去产能

2016年我国去产能工作取得了很大进展。今年可能会扩大去产能行业范围。结合2016年的经验来看，当前我国去产能面临的难点有哪些？

李佐军：过去一年里，我国在去产能方面取得了一些进展，也遇到了一些困难。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一是“人怎么办”。下岗失业人员如何安置、如何培训、如何找到新工作，这些问题关系到社会稳定。

二是资金问题，具体表现为债务问题。在去产能过程中，“僵尸企业”出清后，会形成大量的债务。

三是资产重组问题。在去产能过程中，资产需要重组为新的有效资产。

四是产业接续问题。去产能以后，地方还要发展，如果没有新的接续产业，不仅会阻碍地方经济发展，更会给整个经济社会发展带来不利影响。

今年，深化去产能工作需要重点做好三方面工作：一是要围绕重点领域、重点行业开展去产能工作，如继续围绕煤炭、钢铁等重点行业去产能，特别是重点加强对行业中“僵尸企业”的处置力度。

二是要通过市场化手段推进去产能。依靠行政手段去产能虽然短期有效，立竿见影，但是副作用、后遗症也比较大。2017年，去产能工作必须更多地依托市场手段去推进。

三是要用法治化、标准化的方式推进去产能。这也就是要依法去产能，利用安全标准、质量标准、能耗标准、环保标准去产能。

冯俏彬：我国产能过剩现象严重，背后虽然有周期性等因素影响，但在更大程度上是一种体制性的产能过剩。从2016年去产能情况看，主要采用了上级部门定指标、下计划，依靠行政命令方式来推动去产能。这种做法最大的问题就是后遗症特别大，容易出现去产能与市场变化之间步调不一致的问题。这在过去一年中已经暴露了出来。

在今年去产能的过程中，我们必须主要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弱化行政命令的手段。从目前看，需要着重解决两个方面的体制性问题，一是对地方政府GDP考核机制的问题，二是财政体制的问题。如果这两个问题得不到很好的解决，地方政府背负着沉重的GDP考核压力和财政压力，就很难真正具备去产能的积极性和主观能动性。因此，必须加快推动政府自身在这两个机制方面的改革，才能真正发挥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

董希淼：尽管去年我国在去产能方面取得了明显成绩，但我们对其中存在的问题要有清醒认识。比如，去年钢铁、煤炭价格出现了暴涨行情，这种行情使企业生产经营情况出现一定程度的好转。不过，这种价格的上涨是阶段性的，整个行业产能过剩的情况并没有得到根本改善，企业生产经营状况的好转也是暂时的，向好基础依然薄弱。

另外，地方政府在去产能过程中确实面临着“两难”的选择。一方面，职工安置、社会稳定，是地方政府要考量的重要问题。另一方面，地方政府也要面对稳增长的现实压力，如果接续产业顶不上去，地方经济的增长压力是非常大的，领导干部的考核压力也会加大。

尽管压力重重，但必须强力推进去产能工作。要充分发挥好财政政策、金融政策的作用，加强对行业的引导和约束。比如，去年的货币政策总体上是稳健的，但在操作过程中适度宽松。今年的货币政策是稳健中性，保持流动性的基本稳定，但在操作中会慢慢地收紧，资金价格也在上升，这就能倒逼去产能工作持续推进。

充分发挥竞争作用

在进一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进程中，应如何把握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

李佐军：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核心，就是要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总的来说，就是要贯彻落实好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发挥好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同时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要坚持用改革的办法，用市场化的手段，用通过提高效率的方式，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使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真正健康向前推进。

具体说来，要从两个方面作出努力。从政府角度看，要按照十八届三中全会已经确定的方针，加快转变政府职能。也就是说，政府要主要做好五件事：一是宏观调控，二是市场监管，三是公共服务，四是社会管理，五是环境保护。其他的事情，就交给市场。从市场的角度看，最重要的是要尽快建立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政府要相信企业，相信市场。

冯俏彬：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实质内容。这里面，总的原则就是要发挥好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具体来说，从政府方面看，就是要深化简政放权改革，这是2013年以来本届政府就一直力图推动的一件大事。当前，我国政府在管理市场、引导市场方面还有许多不足的地方，简政放权改革还要继续深化。另一方面，当市场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政府要对市场放心，相信市场能发挥作用。要从一些领域中逐渐退出，回到自己的职责范围内。这个过程很艰难，但必须要推进。

董希淼：就我国而言，政府和市场的关系问题，政府方面的因素多一些：一是政府越位，政府不放权，对市场干预过多和干预不当；二是政府缺位，政府该管的事没管好，该服务的没服务好。

下一步，要坚持三个理念。一是要坚持市场化理念。加快完善现代市场体系，形成更加开放更为成熟的市场体系，为市场主体营造公平的营商环境。

二是要坚持法治化理念。完善法制建设，形成更为成熟的制度框架和法律体系，切实维护好市场秩序，明确政府职责边界，规范好政府和企业行为。

三是坚持“小政府”理念。按照建设法治政府和服务型政府的要求，进一步推进简政放权，加快转变政府职能，做到“该放的权一定要放足，该管的事一定要管好，该做的事一定要做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