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水英家族在1997年就到东莞办厂，几家工厂均是做服装辅料产业，在2008年以前，利润率还能保持在50%以上，但这种好日子在金融危机后戛然而止。

　　宋水英家族的几个工厂客户接连跑路倒闭，应收款收不回来，而剩余客户对价格一压再压。2009年后经济虽有回暖，但又面临人工、厂租、原材料等成本的不断上涨，而出厂价却再也无法涨回来，利润空间所剩无几。

　　这倒逼着宋水英一家像无头苍蝇一样四处寻求机会转型，包括创建环保砖厂、水电站，做别的品牌代理，以及打造自己的品牌服装等，过程可谓艰难曲折。

　　而在宋水英的朋友圈中，所有制造业老板都经历了2008年前后从辉煌到没落的转折。“东莞塞车，全球缺货”的往昔繁华一去不复返。这8年来，有的倒闭，有的转型，有的搬迁，有的还留守在东莞的生死边缘中。

　　宋水英是在2003年自己投资建厂的，但后来因政府修建高速公路要收回土地，2009年工厂就搬迁了。2008年金融危机发生后，宋顺势将工厂工人从200多人缩减到40人，尽管利润微薄，但她也不想完全关闭，主要靠老客户订单维系着。

　　宋水英的朋友胡湘容在2001年开始创办五金工厂，那时候的利润率在100%以上。但金融危机爆发后，全球需求萎缩，原油不断暴跌，铁矿石价格也剧烈波动，必和必拓、力拓等国际矿业巨头处在并购中，对整个上下游产业链价格影响极大。

　　“那段时间都不知道如何给客户报价，今天报了过两天又要改价，原材料价格一天一个价。”这让胡湘容整天焦虑不安，到2009年、2010年后，西班牙、澳大利亚的客户慢慢消失了，订单逐渐减少。

　　而他们身边的出口加工企业也面临同样的问题，订单不足，很多企业因支付不起厂租直接关闭工厂，或转作贸易公司，有了订单就转给其它工厂代工。

　　玩具算是东莞制造业最有代表性的行业，东莞永达玩具厂老板韦柱明从1992年就开始投资玩具厂，最高峰时开了5家工厂，那时候投资10万元一年能赚到100万元。

玩具制造企业（网络图片）

　　但金融危机后，西方国家经济低迷，需求量缩减明显。2008年10月，发展了13年的东莞最大玩具代工厂合俊玩具厂倒闭，数千名员工走上街头。而韦柱明的工厂只有几百名工人，管理成本较低，反而在2008年危机中得以撑下去。

　　有调研显示，到2011年，东莞3500多家玩具厂，倒闭了约1800家，2012年玩具厂倒闭的案例仍然经常发生，如今只剩几百家。

　　坚持到2013年，韦柱明所剩的最后一个玩具厂也倒闭了，为了躲债，他哥哥被逼跑路，到现在还欠着100万元。

　　2009年国家拿出4万亿救市，对工厂而言，感受最为明显的人工工资、原材料价格水涨船高，但产品出厂价却涨不上去，利润被不断压缩。深圳富士康员工跳楼事件，更是引爆了珠三角制造业的加薪潮。

　　从1999年到2008年以前，宋水英的员工工资从450元涨到1000元左右，2008年后，流水线员工基本工资很快增长到2000多元，社保从200元增加到600元，但是产品价格却一直不涨。

　　宋水英认识的东莞鸿伟五金制品有限公司的鲁老板，从2010年开始，人工成本每年以15%的增速上涨。鲁老板并没有转型，只是在控制成本上下了点功夫——减少40%的工人，能自动化的环节全部换成机器操作。

　　而宋的另一个朋友，开厂十多年的东莞智胜彩色印刷有限公司的刘秀碧，从2010年起也明显感到萧条来临，生意难做，除了员工的工资猛涨，各种社保福利必须缴齐外，这几年订单不断缩减，三星、诺基亚、华硕原来都是她的客户，但随着这些公司的没落，做包装盒的印刷厂日子也不好过。

　　对于出口企业来说，还要承受人民币对美元的升值损失，从2007年1月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中间价为7.8，到2008年4月突破7关口，而目前已经到6.1附近。8年期间，升值幅度达到30%。

　　比小代工厂生命力更脆弱的不堪一击的是大工厂。刘秀碧说，大厂工人多，管理成本高，各种社保、消防、污水处理等费用，都要严格按规定做，如果业绩起不来，每个月开销大于收入就撑不下去，而小厂可以节省很多管理成本。

　　随着工人维权意识的上升，出于调整社保诉求，2014年4月，知名的台资运动鞋代工企业裕元集团在东莞的4万多工人开始罢工。紧接着罢工扩散至江西分厂，这些抗议背后发出了一个信号，不仅是珠三角，内地城市的廉价劳动力支撑也难以为继。

　　在政府介入调解下，工人罢工17天后复工，裕元董事会公告称，此次罢工造成的损失预计有2700万美元，2014年度增加的高埗厂区工人福利金3100万美元。据春风服务部估计，此次裕元应补缴社保金为1亿-2亿元。

　　东莞曾经的支柱产业主要集中于电子信息、纺织服装、家具、玩具等制造业，有机构调研数据称，在2013年之前的5年，即2008年至2012年，东莞有7.2万家企业倒闭。

　　在制造业衰竭后，雪上加霜的是，东莞经济的另一支撑服务业也遭受了重创。2014年2月，东莞扫黄行动，立刻给这座城市撒上一层阴霾。受此波及，东莞的外来人口明显减少，酒店、餐饮等服务业消费萎靡不振，东莞工厂招人也更难了。

　　2012年中国的人口红利到达顶峰后，低端制造业生存土壤不再有，中国政府也大力倡导产业转型升级，这让东莞的制造业老板们突然间像无头苍蝇一样，不知该飞往何处。

　　2013年，宋水英的几个兄弟开始做环保砖厂，在广东茂名老家投资了一个水电站，但因前期考察不全，设施出现意外，如果重修需要再投入一千多万元，无奈之下只能转让退出，最后不仅没赚钱，还亏了200万元。

　　东莞制造业变迁趋势已不可逆转，以制鞋、纺织服装为主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开始内迁或外移，而外移则以越南、泰国、柬埔寨、老挝等东南亚国家为主。

　　宋水英身边也有不少人将工厂搬到东南亚去。而据她所知，东莞等制鞋基地有不少大厂的工人锐减一半，三成订单已转移到东南亚国家。

　　目前中国大陆东部沿海地区工人月薪大约是500美元，印尼大约300美元，而越南只有250美元左右。1万人的工厂，一年可以节省2000万-3000万美元的人工费用。

　　裕元的母公司宝成集团近年来连续将生产线从珠三角往安徽、江西、河南等地转移，而境外则加速向东南亚转移，宝成2013年财报显示，两年内它砍掉了在大陆的51条生产线，占其大陆的20%。宝成在全球的523条生产线中，中国大陆从255条降至204条，而在印尼和越南的生产线从274条增至313条。

　　根据亚洲鞋业协会调查的结果，自从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以来，随着中国制造成本节节攀升，目前东南亚鞋业已抢走中国30%的订单。

　　不过宋水英觉得，这种搬迁只能解决燃眉之急，如果未来当地的工潮兴起，这些代工厂将无路可退。这几年来，东南亚国家工人也频频罢工，给产业转移带来不少困扰。一场罢工，很可能导致经营多年的工厂毁于一旦。

　　韦柱明也去越南考察过，但工人不如大陆吃苦耐劳，不愿加班，韦柱明还担心其它风险，最终仍然选择回东莞转型办五金厂。

　　近8年来，东莞伤筋动骨的企业倒闭潮还在蔓延，宋水英和胡湘容他们都反思过，为什么中国难有基业长青的企业？只顾眼前利益，有利润就做，没利润则关门，一会儿炒作房地产，一会儿炒股票。实际上，中国人去日本买马桶盖、电饭煲的现象就说明，制造业并非没有市场，而是产品是否做到了极致。

　　东莞产业研究专家龚佳勇在调研中就发现，中国制造业非常浮躁，不愿沉下心来研究，以前发展太容易，这些年一遇到困难就想着倒闭，还有一批企业打着创新的口号，实际上是把别人的技术抄袭过来，做山寨产品，并不是真正的转型创新。

　　在身边的朋友们转作其它行业时，宋水英与丈夫四处调研，希望找到转型的方向，在参加完香港的一个展会后，她决定从健康的角度做女人内衣，打造自己的品牌“提美”，原材料、面料都从意大利的大企业进口，走高端路线。

　　不过这次宋水英没有再开厂扩建生产线，而是找到客户代工，专门增加一条生产线为她生产内衣，而她自己只负责设计，以及品牌推广，不过产品在初创时也面临诸多问题。

　　为了尽快打通销售渠道，宋水英选择了由美容院代理，搭配美容手法做捆绑销售，有了自己的品牌后，宋水英的毛利率可以拿到50%以上，比生产辅料的利润高数倍。

　　“很多工厂都希望打造自己的品牌，但花了钱品牌效益却出不来，慢慢又变回去做代工。”宋水英的客户前几年因国外订单缩减，有时候生产出来说取消就取消，到现在她的客户还拖欠着她的货款。

　　与宋水英有过合作的东莞市圣旗路时装有限公司吴老板，2008年后开始了出口转内销，创立了3个服装品牌，但受到电商冲击，转型之路并不顺利。2010年最高峰时在全国开了600多家分店，后来又缩小到200多家，转而又在东莞开工厂店，同时也转作电商。

　　在宋水英的朋友圈中转型最为艰难的要数胡湘容，2007年底，胡在无锡参加国际新能源论坛，意识到所做的五金电镀污染大难以长久，考虑到可持续发展，胡湘容夫妻决定转型做环保产业。

　　起初，胡湘容并没有头绪。在全国调研后，她将目光投向了环保的竹子家具，希望首创无甲醛的竹建材，但当时竹子的产业中，很少有深加工企业，胡在2009年后开始研发，本想找别人代工，但找遍浙江、福田等地也没找到。于是，胡湘容决定卖掉深圳的3套房子，筹集资金在2010年6月到东莞凤岗镇投资建立凤岗金亮绿色竹制品厂，生产能力可达到七八千万元，但实际上，产量一直不饱和。

　　2011年在上海和广州的检测中心实验室检测结果出来后，胡湘容他们做出来的竹子产品，完全没有甲醛。但由于消费者对低碳环保概念薄弱，前期市场营销推广较难，且家具行业竞争激烈，企业都在拼价格，尽管原材料比较便宜，但要制成无甲醛的竹家具，加上人工成本很高，完全竞争不过传统家具。

　　胡的竹制品厂2011年营业收入不到100万元，仍是亏损，2012年也只有几百万元。为了尽快塑造竹制品品牌，胡湘容决定在深圳南澳与人合作开发几万平米的“竹博城”，全部采用竹子建筑的一个旅游生态项目。

　　资金是燃眉之急，虽然是新产业项目，但毕竟仍是传统行业，要从风投、创投等资本市场融资几无可能，而银行贷款则需要有资产抵押，中国在这几年中多次出台措施支持中小企业贷款，但实际上落地的仍不多。

　　当时，胡湘容的老乡口头承诺可以从海外融资三五千万元，在资金没有到位的情况下，2014年3月，胡就利用个人信誉从银行、担保公司以及朋友处筹集一千多万元，组建团队，投入品牌宣传，但没料到海外融资落空了，后续资金跟不上，到12月时公司资金链开始断裂，此时，公司债务达到两千万元。

　　很快，两个小债权人最先闻风后，恐慌性查封胡湘容家庭名下资产，随即引发连锁反应，让胡夫妻俩措手不及，为躲避追债，胡一家人不得不逃往四川成都某福利院躲避。东莞工厂货物发不出，员工也无所适从，公司处于倒闭边缘。

　　阴暗的岁月度日如年，胡湘容夫妻俩决心不再躲避，她名下资产若盘活可套现一千多万元，债务缺口只有几百万，工厂还在，就有翻身的机会，后来公司逐渐与债权人达成协议。

　　胡湘容后来反思，如果不是盲目扩张的激进做法，她投资的竹制品厂不至于被拖累，急于求成酿成了今日的苦果，现在东莞工厂只剩三四十个员工运转，还在艰难的还债途中。

　　传统制造业贷款难问题，也加大了企业转型的难度，胡湘容认为，繁重的税收使小企业陷入了囚徒困境，最高17%的增值税，还有33%的企业所得税，压得企业喘不过气来，要想保留点利润只能做账逃税，但要想做大的话，又不能有两本账，否则规模太小无法从银行贷款，而没有资金又无法做大。

　　龚佳勇分析，东莞是外向型经济，大多数欧美国家还未走出危机，原来做外贸有渠道，还有出口退税补贴，现在转内销利润压缩了，没有了渠道很难开拓市场，东莞制造业大地震可能还会持续很多年，没有了人工成本优势，低端产业淘汰是大势所趋。

　　但东莞又很难复制深圳广州的转型路径，科研资源不足，资本市场不发达，野蛮成长起来的制造业，要走向中端高端无疑是个漫长的过程。无论如何，东莞也很难再重现往日的辉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