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周日早上，我起了个大早，要试试一个有趣的高科技新玩具。这个玩具名为Cubetto，来自伦敦一家初创公司，是一个制作精美的玩具套装，目的是向三岁以上孩子介绍电脑编程。

Cubetto的广告宣传称：“教孩子未学认字先学编程。”该公司的关键投资人之一是马克?扎克伯格(Mark Zuckerberg)的姐姐兰迪?扎克伯格(Randi Zuckerberg)。主要是木质的Cubetto，遵循蒙台梭利(Montessori)的早教原理，已获得了英国一个玩具最高奖项。

我饶有兴趣地想看看Cubetto能否像承诺的那样，教会我“包括算法、队列、调试和递归在内的多种编程概念”。

30分钟后，我放弃了。问题是出在说明书的第七条“子程序”上。也许是我太蠢了，但在我看来，这一条让人不知所云。

尽管如此，我确实把Cubetto玩起来了，我也可以认识到它背后的原理。通过带颜色的积木，可以向一个长10厘米，宽7厘米、正面画着一张脸、下面有轮子的长方体输入一系列指令，使它向前、向左和向右运动。

我确信它会刺激一部分聪明的三岁孩子，但它是我见过的最无趣的玩具之一。

值得、有品味的木制益智玩具很少会让孩子们印象深刻。Cubetto和其他同类玩具一样，令人失望到悲哀的地步。它不够花哨、不是塑料的、也不够闹腾。

正如我的同事艾玛?雅各布斯(Emma Jacobs)最近指出的，编程玩具在刚刚过去的圣诞节销售火爆。好一点的玩具商店或网站都有各式各样外观精美、令人兴奋的产品——从英国的Kano、Sam Labs和Technology Will Save Us；美国的Little Bits、Tynker和Osmo；法国的Meccano；中国的优必选机器人(UBTech Robotics)到西班牙的BQ。

我自己所做的调查可以支持艾玛的观点，即望子成龙的家长们不应指望一款编程玩具让自己的孩子在职场起跑线上获得领先优势。

上一个圣诞节，我将自己喜欢的Kano的一款电脑组装套件送给两个小孩。最近，我尽可能委婉地问了一下两个孩子玩得怎么样。

“放在艾莉(Ellie)的书架上，”在白厅担任部长顾问的爱丽丝(Alice)告诉我，“她喜欢那个包装设计，她喜欢这个想法，总有一天她会拿出来玩，但现在仍是一件展品。”

“我们享受了组装电脑的乐趣，”科技企业家尼尔(Neil)说，“我们构建了一个很棒的32位游戏，阿尔菲(Alfie)玩了大概15分钟，然后就去玩Fifa足球游戏了。恐怕后来再也没玩过Kano。”

在Kano位于东伦敦一家咖啡馆后面的总部，我与公司创始人和首席执行官亚历克斯?克莱恩(Alex Klein)讨论了这个貌似令人难堪的真相。

26岁的克莱恩是伦敦人，但在西雅图长大，对于编程玩具的细分市场吸引力，他坦诚得令人惊讶。“我知道，这就像让孩子们对花椰菜和球芽甘蓝产生兴趣，”他说。

四分之一的孩子在6个月后仍在使用他们自己组装的电脑，“但即使他们只用一天，当他们在短短一个小时内组装起一台真正的、功能强大的电脑的那一刻，对他们而言也意义重大。”

“我们要为一个本来高深莫测的世界去神秘化和大众化。只是将一台电脑组装起来，就有助于打破一种文化恐惧，也就是以为电脑这类东西是极客、黑客、科技怪才的，而非他们这样的正常人的。”

克莱恩说，即便孩子们对于投身科技类职业不感兴趣，“Kano的意义在于在文化层面捕捉到与孩子们相关的东西，比如了解WhatsApp之类的应用如何工作，并进行复制。”

他接着说:“你必须像孩子一样去感受这些东西，至少达到熟悉的程度，这样你才能跟别人讨论它。”

的确，面向5岁儿童的编程课程是英国全国教学大纲的一部分。2014年宣布该倡议时，时任教育大臣迈克尔?戈夫(Michael Gove)说，学习电脑如何工作使得旧式的技术教育“像教孩子们发电传或搭乘齐柏林飞艇旅行”一样过时。

最终而言，说服我认为这些玩具值得肯定的关键因素是，教育部门渴望让孩子们熟悉编程，即便他们不能完全掌握。

我小时候玩过一套“飞利浦电子工程师”(Philips Electronic Engineer)。在两年时间里，当假期让我觉得没完没了时，我就会自己做些小玩意儿——收音机、对讲机、粗糙的电子琴。

我从不读操作手册上那些晦涩的说明——晶体管、二极管、电阻及电容元件如何工作——但亲手摆弄这些电子器件让我受益匪浅。

我经常发现一些在本职领域颇有成就的同龄人居然对技术一窍不通，这令我震惊。

我仍然不能确定编程对三岁儿童的影响，但多数情况下，在如今的圣诞节玩着21世纪版本Philips Electronic Engineer玩具的孩子们至少可以了解代码、运算、目录树、子程序之类是怎么回事。我觉得他们也会受益良多。